1947年3月,华北解放战场,我平西根据地六分区涿鹿县护地队截获了国民党三十四军三十一师副师长兰春山对中国共产党地方工作的一份分析电报,随即晋察冀指挥部把此电文通报给边区各部。极为有趣的是,这份电报通过对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平西根据地的基层政府工作对比,全面阐释了共产党在组织力方面的强大优势,所以反而极大鼓舞了我党的工作信心。其电文复述如下:
“我们这次剿匪所到的地方抓住共匪的干部尽都是土头土脑的平庸老百姓,识字的很少,但是共匪的县区干部却会运用这些土头土脑的老百姓把工作搞得很好,很彻底,需承认,这是共匪独到的一种本领,就是‘组织’。善于组织、训练组织、推动组织、把握组织、提拔干部、选择干部、鼓励干部、监督干部,使干部不得不干,真正做到了能使人能、不容人不。
今愿分析其组织、研究其运用、推敲其左右如左:
1、组织特点——他们是群众政治。运用组织的原则,分工很细,责任很专,合作很密切,合乎众人办众人的事,比较我们的首长制,其作用效果相差太远,真正是一个飞机,一个牛车。
2、干部专长——乡间的土百姓,哪有多少专门大学毕业生?都是笨手笨脚的,但各个都勤朴笃实,且具备负责守法完成任务的健全条件。他叫每人只办一件事,如让锄奸员领导上一个锄奸小组,专门打听全村说泄气话的人,把握舆论,他的方法是访问、旁听,专门这一件事搞得很好、很确实,治安员领导几个人在村内专门查户口,村内多一人、少一人他都知道,他也能搞得很好。
反观我们,最苦恼的是得不到干部,有些人认为:办事必须是学生,学生必须毕业,毕业必须年龄、资历能力必须相称,于是举世观之,无人可用,举世之人都得不到事情做。形成人人没事办,事事没人办。
说到下层,今天的事情都在乡间,都在大众,都在下级,而我们有部分办大事的大人、先生们,什么大学毕业,什么外洋留学,讲求什么资格、体统、身份、高高在上,看下层都不是玩意,不愿接近乡村,入民宅都必须戴口罩,掩口鼻,这些大人先生们如何能办得了今天的事。
3、上下一致、一贯一定——他们的组织,上自省起,下到乡区,完全一致。省级要办什么事,有什么组织,直到县、区、乡,也都有什么组织,有什么人,专负什么责任。上级办教育,省有教育厅,县、区、乡各级都有教育员,专负推动教育责任。又如,省有民教,县区都有民教员,村内有争吵不和的事,要见民教员处理,村里民教员解决不了的交区里民教员处理。又如省级要办粮秣,在下级县、区、乡、村都有粮秣员。
反观我们,在上级的组织都非常健全,庞大,但到了下级都成了头大脚轻,无论什么事,上级喊得非常响亮,下级都并不见得办得通,所以共匪耻笑我们是口头政治,吹得非常大,办得非常松,十足的机关化、官僚化、白吃白扯化、无用化、完蛋化。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官,是大学毕业,我是上级部门,这一种优异观点就如同希特勒所说: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就应该统制世界,于是对于别的民族就产生了侵略和压迫,结果被世界,被侵略的民族打倒了。我们如果在念头上有和老百姓不同的优异观点,一定去做压迫和剥削的事和不办事,认为办事就应得到优厚的报酬,果如此则这样的官僚化一定要被人民打倒。
4、办事确实手续简单——他把群众组织起来,每人只办一件事,并且由全部组织监督推动他的工作开展,所以件件都办得十分确实,同时,他们会简化办事手续,不讲究虚文,只要求效果。没有星期,没有假期,没有办公时间,按实际需要随到随办,所以一件事的成功,时间既快,效率亦大。
5、他们乡村组织如何能运用灵活合作密切呢?他们组织的整个部门都在村长、武委会主任及抗联主任领导之下,用会议方式分配工作、研究方法,各部门组织的集体干部,集体监督执行,用批评检讨考核工作,增强工作效果,用杀及斗争和分给土地或物资的重赏重罚来推动工作的效率。
6、他们互相的作用是什么呢?
(1)人人是干部,大多数人有责任;
(2)拿多数人办多数人的事;
(3)负责任的多、说闲话的少,无形中使人人想把事情办好;
(4)运用人人的领袖欲;
(5)人人有事办,事事有人办,人人都搞他的事,事事都搞好;
(6)人人互相监督,不易舞弊;
(7)虽没有万能的干部,却实现了万能的政治;
以上6点,我们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看见自己什么也不中用啦,因为现在是科学的群众时代,科学就是组织,今天我们和共匪的斗争,也就是组织斗争,必须以组织击破组织。我们的区乡组织实不是共匪的对手,因为现在每个乡村里我们只有一、二人负责,单按数量也斗争不过,何况人家又是分工合作,运用科学方法,而我们是墨索里尼式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基于事实的认识改良自己,所见是否尚祈,钧座交给高明人研究采择。民国35年12月29日。”
兰春山的电报,虽然本意想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侮辱谩骂,但细观其电文,除称谓上对我党进行了谩骂外,实质内容却是充满了的赞颂佩服,反而通篇谩骂了国民党。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电文结尾“交给高明人研究采择”,这真正的高明人却最终还是中国共产党。此电文从敌人的视角全面反应了我党工作的群众性、广泛性、正确性,展现了我党组织力的独到之处。我们如结合平西革命根据地的具体事实,将电文逐段品读,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组织力培养、运用都高度符合了人类的社会组织学的科学性,值得深入推敲。
一、电文首段引申出的“组织外力”
电文首段,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独到本领是“组织”。善于组织、训练组织、推动组织、把握组织、提拔干部、选择干部、鼓励干部、监督干部8个优点使中国共产党把学历不高,甚至文盲的干部个体捏合成了一个工作水平高,工作效果显著的强大集体,这便是“组织外力”的体现。
“组织”一词在古汉语的原始意义为“经纬相交,织作布帛”,是一个动词。之后发展泛指织成的布帛、诗文的构辞、人类的群体,兼具了名词含义。所以今天的社会学中,“组织”从动词解读,是把人群按照任务和系统加以组建结合;从名词解读,是人群结合而成的系统、集体本身。“组织力”具有“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双向特征:由外而内,组织力是动员引领、调动组织大众,搭建成党组织堡垒的外力;由内而外,组织力是党组织堡垒本身贯彻执行、团结协作的内力。外力、内力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融会贯通的合力。
电文首段归纳的8个优点,恰恰应和了现代组织管理学中,“组织外力”的5大要素,即1制定可执行战略(善于组织)、2建立有效的工作计划(推动组织)、3构建合理的组织结构(提拔干部、选择干部)、4建立人才训练保障系统(训练组织、鼓励干部)、5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把握组织、监督干部)。我们把这5大要素结合平西根据地革命史分析:
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东斋堂成立的宛平县政府,京郊大地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该政府在发展战略上,坚定贯彻整个平西根据地“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发动群众开荒生产,供给八路军外向出击,配合搭建平郊三大区域的秘密交通线,转运物资、传递情报。
在工作计划上,科学决策对症下药。以按步骤推行减租减息、民主选举为基础,军民携手,针对山多地少,发动开荒、鼓励节约;针对伪军据点多,政治动摇、分化瓦解。对于民间抗日武装,团结协助手拉手,宣传团结抗战政策,安家庄乡绅李文斌,前后拉起两支民间抗日游击队,受到我抗日政府的感召,都无条件地带队伍投身挺进军。
在组织结构上,民主政府以脱产干部不高于总数3%的精简队伍承担了民政、财政、粮秣、司法等高度完备的机构体系工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组建发展了武委会、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挺进剧社、报社等群团组织,甚至办起了中小学、夜校。全面发动了各年龄、各阶层的群众,共同投身基层工作,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在日寇最残酷的扫荡封锁时期,妇女们纺织军服、挖土熬盐、草灰熬碱供给部队;学生们课余时间挖野菜、采柳叶给部队当蔬菜;根据地军械所没有金属原料了,老百姓把清水各村372座庙里的铜佛、大钟一座座搬到塔河村给挺进军做子弹。完备的组织架构,使得繁杂的工作分解细致化,每个细节又得到了百姓支持,充分落实到位。
在人才训练保障系统上,平西地委坚持组织思想整顿,对党员普遍进行登记审查,清除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同时从1939年开始各支部全部进行换届,提拔了一批优秀年轻骨干,加强了基层领导力量。各级党组织建立了长期学习制度,通过学习《党员须知》《挺进报》办支部小报等方式进行系统的党性教育。地委不断开展主题培训班,通过政治教育提高觉悟、坚定意志,通过国语、算术课提高文化,对根据地党组织保持纯洁性起了重大作用。
在建立控制机制上,平西地委不断对极个别党员干部出现的腐化堕落、贪污浪费;或在残酷斗争中显现悲观动摇;或畏惧艰苦、脱离群众;或自私自利、不敢担责;或工作散漫,消极马虎等苗头进行整治。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防患于未然。1941年6月至1942年1月,平西地委确立了各种学习、汇报、入党转党手续等制度,完善了定期缴纳党费、定期改选支委、定期检查、定期总结等新制度,统一了支委会的组织形式,提高了凝聚力、战斗力,更打造了一批灵魂过硬的基层党员干部。平西的地方文职干部中,走出了舌鼓风雷宣传抗日,遭日寇千元悬赏捉拿到手,威逼利诱宁死不降,被抽干鲜血慷慨就义的组织委员安玉阁、走出了只身掩护村民调虎离山,诱敌至山顶,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的16岁女教师崔克勤。
而电文次段的6个对比,则又从“组织内力”视角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基层堡垒打造的科学性。
二、电文次段引申出的“组织内力”
兰春山电文次段罗列了中国共产党6类组织工作特征,不断运用对比方式分析了国共组织力运用的不同之处,具体如下:
1、组织性质不同——共产党是群众组织,国民党是寡头组织。
国民党在平西地方政府是长官任命制,“一党独大,唯我独尊”,解放战争国民党训政初期,各地地方党部的气焰一度十分嚣张,以党揽权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国民党党报报道,各地党部“好似当地的太上政府,无论什么事,不是干涉政府的行政,就是扰乱人民,予人民以不良的影响。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党部有敢怒不敢言的景象”;“党部自由逮捕人民,甚至令他们站立木笼,并不交政府去执行惩办。”有的地方党部包揽讼事,甚至越权办理离婚案件。一时间,党焰熏天,党部横暴之声喧闻各地。上级指派官僚到此任职,这个官僚不用了解平西百姓,只要能为寡头服务,做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的地方统治者。这样的模式,其组织力只能源自暴力执法机器,震慑百姓内心,不可能激发主观能动性,组织的上下层也有明显的断层。而平西根据地成立后,我党抗日民主政府在政权建设上大力推行民主选举,百姓用玉米豆自己投票选干部,实行三三制,政府机构中共产党员、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各占三分之一,成功拉进了许多士绅、宗教人士投身我党,稳定了政权,桑峪天主教神父赵义堂就被选为县议员。政府完全由群众选举,平均代表了平西各阶级的利益诉求,与百姓身份平等。所以干部人数虽然少,但各项工作都能得到群众的密切合作,上下齐心联动,由众人办众人的事,组织力自然事半功倍。由此,平西以脱产干部不高于总数3%的精简队伍承担了高度完备的机构体系工作,说明:群众性确保了组织力的“聚力”。
2、用人优先不同——共产党是实干优先,国民党是学历优先。
若论组织干部学历水平,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作为寡头精英的代表,国民党的干部多出自乡绅幕僚,识文断字见多识广,共产党的干部则多为半文盲的淳朴农民。但组织力的体现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在日常扎实的工作中。在基层组织的政务工作里,国民党的干部因为学历标准造成了书生气和清高气质,高高在上的身份难接地气,形成了“会发现问题,不会解决问题,会纸上谈兵,不会实际运用。”共产党却充分运用“勤能补拙”的原理,不拘泥学历水平的限制,用乡土干部干基层的具体工作,从小事锻炼,先易后难。边工作边培训,让干部在实际战斗中成长。而且由于干部出身自基层农村,与百姓充满乡土情缘,自然极接地气。1939年,平西县委又针对基层组织不断扩大,改选而上的年轻干部增多的情况,在马栏村连续举办培训班,由县委主要领导讲述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武装斗争、中心任务、时事政策,使年轻的党员骨干迅速成长。长此以往,便造成了国民党在地方无人可用,而共产党却基层干部则越用越多,越用越强。至1941年底,平西根据地已经组建起了5个县委、27个区委,大村差不多都建有党支部,整个平西地区党组织已有党员3900多人。说明:实干优先确保了组织力的“蓄力”。
3、组织结构不同——共产党是上下一致,国民党是头重脚轻。
在平西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在上层设计上秉承“五院制”的庞杂架构,上面的官僚不少,但下面的行政部门不是没有设置,就是依附地方乡绅,离心离德,各打小算盘。而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从村政权、区政权、县政权和地委、专署等政权组织结构完备严谨,上自省起,下到乡区,完全一致。正如电文所言:上级办教育,省有教育厅,县、区、乡各级都有教育员,专负推动教育责任。正因如此,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短短1年就使平西辖区儿童入学率超过85%,百姓惊叹旧政府几十年没办到的事情,共产党1年就办成了。又如电文中还提到的:省级要办粮秣,在下级县、区、乡、村都有粮秣员。所以平西的组织队伍里,不仅诞生了面对日寇“狼狗犬绝”都不泄密的基层粮秣员刘恭,而且即便是在遭遇大旱和日寇蚕食封锁的1942年,斋堂川大批农民积极配合粮秣干部肩担手提,从拒马河套翻越险峻的百花山梁,徒步几十里山路给部队送小米,竟无一人偷吃偷拿。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不分高低贵贱,每一级责任到人,也人尽其职,而国民党把高低贵贱摆在首位,自然组织里高处臃肿,低处无人,头重脚轻,尽管上层都是精英,下层却使不上力气。说明:组织结构确保了组织力的“运力”。
4、行政作风不同——共产党是简洁亲近,国民党是繁杂疏远。
国民党不论在平西根据地还是在全国其他地域,因为其资产阶级精英寡头的本质,行政习惯都是咬文嚼字,骈四俪六,要面子不要里子,要权威不要亲和。这就使得地方行政注定要人浮于事,办事手续冗杂繁琐,利益分摊你争我夺。而电文提到了共产党简化办事手续,不讲究虚文,只要求效果。没有星期、假期,没有办公时间,按实际需要随到随办。平西根据地的共产党政府处理行政业务不仅从不拐弯抹角,而且会科学运用男女老少自己处理自己的琐碎事务,直接落实简化环节。由平西武委会、儿童团携手负责的根据地治安井然有序,军民和谐,夜不闭户。平西地委的文职干部们义务兼职夜校和妇女识字班课务,业余时间还要文艺宣传。时任教育科长梁怀庆回忆:当时不会写墙报、打霸王鞭、踩高跷、扭秧歌、自编自唱自演的干部教师,根本就不称职。1940年1月,共产党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领导层次,撤销了平西地委,所属各县委(工委)均直属冀热察区党委领导。上层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没有“窗户纸”,是实实在在的血脉连心,手随眼动。相比之下国民党却与百姓离心离德,使什么力气往往适得其反。说明:行政作风确保了组织力的“发力”。
5、决策监督不同——共产党是群策群力,国民党是一意孤行。
电文提到共产党用会议方式分配工作、研究方法,的确,在平西根据地,乡村政府有定期会议,基层支部有定期会议,群团组织有定期会议,甚至隐蔽交通员都有定期的“竹筒子会议”,会议的沟通保障了行政队伍的统一性、纯洁性、团结性、民主性。各部门组织的干部集体监督执行,用批评检讨考核工作,增强工作效果。还形成了宣教部门深入实际并开展监督的工作制度,进一步保障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风清气正。而相比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却只有“税多”,仅以兰春山这一较为深刻的电文举例,都要通过长官电文做指令传递,不能坐下来交流讨论,最终这一报告反成为共产党晋察冀根据地的交流材料。而国民党的民主监督更是无从谈起,当时一位省党部官员牢骚满腹地说:“本党差不多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尾巴。因为不能监督政府,推动军队,只有依照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去宣传。政府和军队做了坏事,也只能替他们向民众辩护,甚至民众受了政府、军队和其他恶势力的压迫,向党部申诉,党部也只能说,这是属于行政的事件,那是属于司法的事件,我们不管;或者说,那是属于军事范围的事件,我们没有法子管。”说明:决策监督确保了组织力的“炼力”。
6、分工细度不同——共产党是精密细致,国民党是笼统粗暴。
电文对共产党的基层分工罗列出7个小点,归根结底的意思是:人人有岗,事事有责,人人有事办,事事有人办。在一个组织中,共产党不拘泥于干部万能,而是大力分权,大力给权,不拘泥于党内党外,用极为细致的分工合作弥补各自的不足,一加一大于二,没有万能的干部,却实现了万能的政治。如电文提过的,平西根据地,县区都有民教员,村内有争吵不和的事,要见民教员处理,村里民教员解决不了的交区里民教员处理。省级要办行政,在下级县、区、乡、村都有行政员。而国民党方面,随着地方党部在地方党政冲突中的弱势和败挫,地方党权日趋低落,只能以高官位、政治录用的优先性来扩张党势,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不可能细化权利岗位。到1937年,国民党亦不过52万人,即使全部转化为官僚行政人员,也难以对数亿人口的大国实行高度党治。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权的组织触角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这便使得国民党在乡村基层几乎丧失一切统治力,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蓬勃发展。说明:分工细度确保了组织力的“叠力”。
一封简单的电报,使国共组织力差别尽显。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实力雄厚,武器精良,尽管共产党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但一大批群众、组织围绕在共产党和军队周围。在前线,男青壮年推着独轮小车、抬着担架,奋勇参加战地支前;在后方,老人小孩站岗放哨,妇救会做军装、纳军鞋、送军粮、运伤员,将粮食、弹药、医疗、救护等工作的人力保障做到了极致。整个解放战争中,缺衣少食平西百姓高唱“家有一口粮,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支持我军,胜负已成定局。平西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期间,西自百花山,东到雁翅镇始终没有被国民党占领,解放战争胜利前,在我们门头沟全区,发展到198个党支部,6700余名党员,组织力的科学助推功不可没。
中共门头沟区委党校张董
从截获的国民党电报看平西根据地共产党组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