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水村举人考试的塑像

灵水村火神庙

刘增广撰牛战村《刘氏宗族碑》

玉皇庙改建学堂碑阳

庙院匾额

■张云涛
　　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区斋堂镇有个“举人村”——灵水，这里山清水秀、民风古朴，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一个休闲访古的静雅之地。
　　古籍中的灵水村明代《宛署杂记》是一本古老的与北京息息相关的书，更是一本北京的民俗志书。作者沈榜是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湖广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人。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收集了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人物遗文、官衙、官员设置、行政区划、名胜古迹、山川河流、京西古道、年节游戏等，落笔成书。在北京史书匮乏的封建社会，它实际是宛平的县志，是北京最早的志书之一。
　　书中关于京西古道的记载：“（宛平）县之正西有二道：一出阜成门，一出西直门……又十里曰大汉岭，又八里曰泥窝村，又十五里曰军下村、曰桑峪村、曰冷水村，又十里曰东胡家林，又三里曰西胡家林、曰火钻村（有清河，即放马口柴处），又五里曰东斋堂村、曰西斋堂村。”这里提到的“冷水村”，即今天的灵水村。村中有古迹：“灵泉寺，在凌水村，起自汉时。弘治年僧员海重修，庶吉士王伦记。”“八角龙池，在桑峪村（历史上灵水村属于桑峪社），离城二百里。石生八角，中虚若池，泉出其底，冽而甘，古产龙之所。”
　　《门头沟地方志丛书·康熙宛平县志·人物》（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168页）载：“国朝刘应全宛平人，世居灵水村，为人敦朴无伪，于康熙七年十月内水灾同子懋恒赈济饥民，捐谷两千七百石；又于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内旱灾赈济饥民，捐谷一千石，诚尚义人也，俱经题请，优叙在案。”
　　以上是史籍当中对灵水村及其举人较详实的记载，由此可知从清朝初年刘氏家族就是灵水村大户人家，刘应全、刘懋恒父子曾经仗义疏财，救民于水火，为国家解难。
　　碑刻中的“举人”斋堂地区古谚语云：“灵水的嘴，清水的腿，东、西斋堂大烟鬼，东、西胡林的长流水，桑峪蚕丝成大捆，还有煤窝的山药子儿。”
　　古谚语一语道出了灵水村在斋堂川的特点，灵水村的村民能说会道，以“嘴”出名，历史以来村子里出“文化人儿”。具体来说，就要说灵水村的刘氏家族，自明、清以来乡贤辈出，虽说不出具体情况，但都知道曾经出现过“刘举人”，因此便以“举人村”称之。而真实存在的“举人”出自哪朝？人数多少？姓甚名谁？到目前为止，虽还有待发现，但“举人村”口口相传的故事在斋堂川朗朗上口。
　　目前，已经发现的七方古碑中有两个刘氏“举人”，即刘懋恒、刘增广。举人背景尚待考证的有：刘应全、刘师向。
　　首先，与刘懋恒有关的四方碑：清顺治十七年《刘氏新茔记》碑、清康熙十九年《灵水村天仙圣母庙碑记》碑、清康熙二十二年《重修灵岳禅林碑记》碑、清康熙三十三年《皇清诰授中宪大夫山西汾州府知府加一级君常刘公墓表》碑。
　　其次，与刘增广有关的三方碑：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玉皇庙改建学堂碑》，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牛战村《刘氏宗族碑》，民国二十二年《傅家台兴修水利碑》。
　　《刘氏新茔记》残碑，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立，被保护在桑峪村杨德亮、杨德好家门外，据其家人讲：该碑是1969年其父盖房时，向灵水村刘家以20元钱买的房基石，当时石碑在村南的大东坡，乡亲们费了很大劲才帮忙运到家。前几年，家中翻盖房，发现这块碑是阴宅的东西，怕对阳宅不好，故把它放在一边保护起来，在搬动过程中，不慎断为两块。
　　该碑为刘应全、刘懋恒父子合璧碑，父亲撰文，儿子书丹。记述了刘氏家族世代为京西灵水村人，辽代乾统九年（公元1109年）属于幽都府玉河县。自从远祖刘守密、刘守庆兄弟二人，传至刘应全已经13代，祖坟原在灵水村西山岗之上，由于族人繁衍日增，旧坟地已经不能容纳新故人。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先祖刘得寿、刘得福去世，家人另外选择新坟地，将其葬在桑峪村大东坡高岗之地，两山遥望，与老坟东西并峙，相互呼应，新坟旧葬，高高相望，后之子孙即可遥望远祖，亦可拜祭新贤，曾经树立碑石于墓前，今天已经不见。
　　碑文感情真挚，言简意赅，追古思今，典故迭出，将灵水村刘氏家族历史渊源，考证有序，表述清晰，从先祖到时人，并对后世表示了殷切希望。回忆大东坡建新坟之初，赑屃（龟趺）威武，雄碑高矗，先贤撰写的碑文可谓孔孟文章之典范，文中自语灵水刘氏“虽不能如汉淮阴，预为置守冢万家地，然建赑屃，备宠荣，水木本源之传，必将兴苏氏族谱，记欧阳陇冈表，并志不朽。”以汉代淮阴侯韩信自诩，要兴苏氏族谱，学习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文章遍天下，像欧阳询名列青史。被康熙皇帝举荐的“举人”刘应全
　　事情果然如碑文所写，刘应全、刘懋恒父子不负重托，不辱先人期望，勤奋读书，努力耕作。清康熙三十三年《皇清诰授中宪大夫山西汾州府知府加一级君常刘（懋恒）公墓表》记述了历史往事，“康熙戊申（七年），京畿大水，壬戌（二十一年）旱，君继赠大夫之衔。前后捐谷三千七百余石，全活万余人。”“十三世（刘应全）而至，赠中宪大夫（正五品）。”从此，刘应全成为灵水村历史上皇赠“正五品”官员，成为未经科举考试的“举人”。后来，又被康熙皇帝“赐秩迪功郎”。虽然典籍未曾查到，碑文却为我们补充了史料的不足。
　　明经科考试的举人刘懋恒
　　碑文由刘懋恒书丹，时年29岁，而书法已经炉火纯青颇有大家风范，大有晋唐之风，从笔画到结构，既有颜真卿的筋骨，也有欧阳询的美感，是一副很好的书法字帖。
　　刘懋恒（公元1631年—1692年），13岁通过“童试”，成为“儒士弟子员”，16岁开始享受官府“俸禄”，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是“学而优则仕”的缘起。让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有关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余年。清朝科举考试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刘懋恒参加了康熙年间明经科考试，一举得中，“以明经考授内阁中书”以后，先后任刑部浙江司主事，又晋升员外郎，在这里主持工作10年，“（案件）日以数百计，勾校推勘，惟君既恕且慎，考辨精核，至今奉为洁。今秩（十年）满，擢户部浙司郎中，会瀛台策试，在廷诸臣，君以敬天勤民对辞。”晋升为“浙江司郎中”，在今北海公园瀛台接受康熙皇帝考试时，回答康熙帝“敬天勤民”，受到皇帝赞扬。一年后，晋升为山西省汾州知府。在汾州，他“治郡锄豪，强抑牙侩，禁健讼凛，以严威行其子惠”保护一方平安。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山西闹饥荒，刘懋恒率先捐出俸禄和家资，带领下属救民于水火，为国分忧，“赖以更生者六千余人”。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四月四日，由于多年劳累，积劳成疾，感觉身体不适，赶往京城治病，不幸，未来得及赶到家乡，病情加重，半路去世了，享年62岁。
　　当地的官府和百姓闻听刘知府病故，纷纷赶来路祭，哀痛的哭声，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回忆他自幼勤奋好学，自从考取功名，勤政爱民，乐善好施，惠人济物，详细考证刘氏先祖宗支为十四世图修葺成族谱，才使得刘氏家族祖孙有序，排列分明，成为斋堂川名门望族。
　　候补主事“举人”刘师向
　　康熙皇帝驾前太子太傅王公称赞刘懋恒，如“圣人敦伦睦族，跖者可亲，远者可近。”其侧室郭夫人所生子，刘师向以父亲为榜样，学习上进，博取功名，曾为康熙朝候补主事。清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统治长达260余年，门头沟耿王坟顺治帝“御赐耿聚忠与和硕公主婚配碑”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国立家必行重亲之道。”在严格的满、汉有别的清朝官宦制度下，如果不是科考或立有战功，想进入仕途汉族人比登天还要难。刘师向能够升至“候补主事”，想必是参加了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或许也是“举人”出身？
　　传说，刘懋恒在山西做官时，回家省亲，路过百花山佛阁，崇山峻岭，高数百仞，当地百姓取水异常艰难，刘懋恒即生恻隐之心，命随行官吏开凿泉水，解决百姓困难。然而，衙役们正待动手施工，忽然电闪雷鸣，泉水从山石中喷涌而出，乡人百姓都说是刘知府的善行感动了上苍，为人们送来了神泉，大家无不感谢他的爱民之心。
　　刘懋恒去世两年以后，两位当朝重臣合璧为其撰写了碑文，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南京张玉书撰写了碑文。张玉书是江南丹徒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间授编修，历任国子监司业、日讲起居注官、詹事、皇帝跟前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等等，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在顺治康熙两朝当官50年，升为太平宰相20年，这样的重臣为刘懋恒撰写碑文，也说明其在朝中的地位之显赫。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充戊辰会试同考，著名书法家陈迁鹤为其书丹。陈迁鹤，号介石，又号景南，安溪县崇信里（今祥华珍山村）人。清康熙十九年以廪生中试举人。康熙二十四年，会试第三名，殿试成进士，选为庶吉士（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陈迁鹤尤精于《易》，书法学唐代李邕，骨力遒劲，屡蒙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二十七年，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中允、侍讲、侍读，至左庶子，掌左春坊事，直南书房。70岁致仕归里，为乡里做了不少好事，著作有《易说》十五卷、《上峰堂文集》二卷等。
　　刘懋恒立碑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朝野的事情，规制设计高大，碑身3.3米，这在当时汉臣葬礼中非常罕见，满族皇亲也不过如此，碑座：赑屃（龟趺），碑首：祥云麒麟，告诉人们逝者高贵的身份。
　　斋堂镇灵岳寺《重修灵岳禅林碑》为灵水举人刘懋恒所撰，碑首线刻二龙戏珠，额题：万苦流芳。一般石碑额多刻“万古流芳”，表示流传于后世，永远不被忘记。此成语出自《赵氏孤儿》讲述了春秋战国时期，晋灵公宠信奸臣屠岸贾，一次边关告急，相国赵盾启奏军情，屠岸贾挑拨晋灵公，诬陷赵盾，下令斩杀赵家300余口。忠臣程婴为保护忠良血脉，抱着赵武出走。屠岸贾下毒令，斩杀全国男婴以绝后患，程婴不惜以自己之子代替赵家血脉，解救全国婴儿。程婴年老隐退后，邻居和乡亲感谢他的忠烈之举，赠匾“万古流芳”，表示对程婴的赞扬。
　　而《重修灵岳禅林碑》碑额却是“万苦流芳”，一字之差，或许道出深山中灵岳寺修行之艰苦？碑文有刘懋恒施舍重金修建灵岳寺的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时，刘懋恒官至吏部候补主事，这些都是没有见到文字记载的。
　　科考举人刘增广刘增广(公元1866年—1943年)，字心斋，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人。在门头沟区已经发现的石碑石刻中，有三方石碑与刘增广有关，分别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玉皇庙改建学堂碑》、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牛战村《刘氏宗族碑》、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傅家台兴修水利碑》。当时，正是清朝皇帝即将倒台，民国军阀混战的历史时期。作为晚清举人，刘增广参加了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应顺天府科考，得中举人，步入仕途，先后任山西左云县、静乐县知县，后任山西吉州知州和候补知府。而好景不长，受到了清政府倒台的打击和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进入民国之后，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告老还乡，闲居乡野，曾倡导兴办新式学堂，在家乡兴办教育，木城涧玉皇庙兴办的学堂是北京地区早期学堂之一，得到了刘增广的支持，专门撰写了碑文记述始末。
　　传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卫立煌部支援南口抗战路过此地，十师师长李默庵曾住在刘增广家中。部队撤离时，他曾经随部队撤走，辗转于山西、北平等地，1942年回到灵水老家，第二年故去，终年78岁，传说灵水村碾房的“君子不争”四个大字就是刘增广所题。
　　他不但文章闻名乡里，还略通医术，有时为远近乡亲，治病救人。逝后葬于军（响）吕（家村）公路东侧七里沟，又称“七里坟”，因其生前有举人衔，故人们又称“举人坟”。
　　古人讲“文如其人”，灵水刘增广不但文章写得好，还能书得一手好字，故街坊邻里有个红白喜事、大事小情，地方政府或邻村乡里办理公益事项，或请他捉笔撰字，或邀他妙手成文，至今流传的牛战村《刘氏宗族碑》是他亲笔书丹的手迹，也是举人遗风的书法精品，通篇布局平稳，错落有致，大字舒展遒劲，小字风骨隽秀，从碑额到正文显示出举人深厚的书法功力。其他两方碑，也是“举人”文化重要的历史文物和文献。
　　与刘懋恒、刘增广有关的碑刻，不但记述了一段历史，也说明了灵水村“举人文化”在历史上的影响。它填补了古籍和史书的不足，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物和文献。
　　新时期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灵水村历史文化悠久，明《宛署杂记》记载，这里曾有“八角龙池”，是村民共用泉水的地方。为保护水源，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村民共同订立村规民约，刻碑于龙池旁：“池内三禁：凶泼投跳，愚顽搅混，儿童汗溺。池台三禁：宰杀腥膻，饮畜作践，浆衣洗菜。”这块“三禁碑”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有关保护水源的物证。
　　灵水村还有很多淳厚的乡俗民风，比如“君子不争”的处世原则，“猪羊圈养”的卫生习惯。
　　2005年，灵水村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二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深厚的历史文化逐渐显现出来。七方石碑所记载的历史，结合史书逐渐被人们发现，继承和弘扬，古民居不断修复，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得到充分展示，东岭石人、西山莲花、南堂北眺、北山翠柏、灵泉银杏、举人宅院、寺庙遗址等形成新农村“灵水八景”。
　　2013年，湖南卫视携手影视明星拍摄的大型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锦上添花，开辟了又一条新农村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