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西王德榜摩崖碑

张云涛
　　2025年，北京门头沟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北京市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遗产。
　　此次入选的门头沟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是由付家台、丁家滩、公议沟、三家店、城龙五条古灌渠以及周边的古泉与古井共同组成的灌溉系统。据《水经注》记载，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历史可追溯至公元250年左右的三国时期，当时，曹魏镇北将军刘靖在永定河上修建了戾陵堰与车箱渠，戾陵堰因堤堰靠近汉代燕王刘旦墓地“戾陵”而得名，是永定河有历史记录以来最早、最大、最著名的水利工程。
　　追溯古灌渠的历史，可考内容较少，大多是近现代修治的痕迹。付家台古灌渠在永定河山峡段上游，与其它四段古灌渠相距几十公里，比较独立，为民国年间修治。而丁家滩、城龙等四条古灌渠在永定河出山口处，分段渠长几十公里，均为清光绪年间皇家修治，且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水利体系。三家店兴隆坝古灌渠在永定河东岸，与石景山五里坨、麻峪等村自成一体。丁家滩古灌渠、龙泉务公议沟古灌渠、城龙古灌渠三条灌渠在永定河西岸，形成自西北向东南延申至石景山、丰台地区的庞大水系。
　　虽然古灌渠记载较少，但是附近保留的一些石碑石刻，成为最好的历史见证。笔者用城子村慈禧太后懿旨碑、琉璃渠水利诉讼碑、琉璃渠王德榜释戈矛筑石坝碑、三家店龙王庙重修三碑、丁家滩醇亲王到此碑、野西燕民乐熙熙碑、付家台水利碑九方碑刻与读者一起探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门头沟永定河古灌渠的历史。
　　丁家滩古灌渠在妙峰山镇丁家滩村外，门头沟大台铁路与永定河之间的古灌渠旁边，突兀的山岩上镌刻着一通摩崖石刻，巨幅题字：
　　醇亲王到此
　　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前福建使王德榜敬立
　　醇亲王是何许人？到此有何公干？为何在此处立碑？这通碑刻将人们带进一段慈禧太后、恭亲王、醇亲王、左宗棠、王德榜与永定河治理的历史。
　　醇亲王（第一代），清道光帝第七子，爱新觉罗·奕譞，字朴庵，号九思堂主人等，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其大福晋为慈禧胞妹，二子光绪帝，五子摄政王载沣，孙子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
　　清光绪七年（1881年），立碑人湘军著名将领王德榜，当时正奉命率领部队在京西训练神机营，准备再征新疆。途中接到命令，暂缓军事训练，接受新任务。随后，醇亲王携懿旨来到军营，布置永定河治理工程。
　　接到懿旨，按照醇亲王、恭亲王及左宗棠的部署，王德榜紧急调集人马，在宛平县（今门头沟区）永定河出山口附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紧张施工，圆满完成了古灌渠的修治工程。工程竣工，军民雀跃，王德榜立功受奖。
　　时任户部主事的门头沟人士梁作舟回乡省亲，看到永定河治理后的景色，听乡亲们每每夸赞，沿河各村乡绅纷纷请求梁大人出面：邀王将军多留几日，将永定河分支水系再行修治，为宛平人民造福。梁作舟顺应民意，呈请顺天府尹向朝廷申请王德榜所部延迟远征，再为永定河沿岸造福。然而，王德榜军命在身，请示左宗棠后，久无回复，军情紧急，此事便不了了之。
　　临行，王德榜再一次来到曾经战斗过的永定河边，着人在城子、龙泉务村野西、丁家滩等地，将皇太后懿旨、恭亲王、醇亲王奏折及自己的感怀之词，或镌刻成碑，或刻于沿岸山崖之上，以示纪念，流传后世。
　　现在，丁家滩古灌渠依然在发挥着灌溉浇田的作用。
　　公议沟古灌渠丁家滩下游几公里，便是龙泉务古灌渠公议沟。这里曾经是京西重要的蔬菜基地，灌溉菜田约2000亩。在该村与妙峰山镇陇驾庄、陈家庄交界处的野西（溪），门头沟大台铁路与永定河之间的山崖上，镌刻着一通巨幅摩崖碑刻：
　　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奏办直隶顺天河务，前福建布政使、达冲阿巴图鲁、楚南王德榜题统帅徒杀水势，燕民从此乐熙熙
　　光绪捌年（1882年）孟春谷旦立于野西河滩
　　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命令恭亲王、醇亲王及左宗棠部修建古灌渠的历史见证，龙泉务公议沟的取水口就在碑刻附近。
　　早年，龙泉务村屡遭灾害，先民们心有不甘，不断努力引水利用，大水渠挖成年代不详，没有留下详细史料，而老人们说：明朝年间，全村百姓曾经通力合作，有地的出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出资、共同开挖、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现在的公议沟或许就是当年留下的。当时，上游建有四道闸坝，雨季不用水，可以把闸门木板提出几块，让渠水变浅。旱季用水高峰期，再把闸门闸到最高点，让渠水加深，供村民浇灌之用。四道闸门还具有明显的排涝功能，如遇山洪暴发，山上的径流流到水渠里，只须把闸门的闸板全部提出，洪水就会从闸坝的泄水沟（俗称坝袖子）排入永定河，而不会造成水土流失。
　　当年，大渠深2米、宽2米，从村北贯穿到村西,再折向村南,辐射到全村各个角落，到达南山脚下，全长超过3000米，水渠最后通向琉璃渠村。据村中老人讲，当年公议沟在野西、陈家庄附近永定河取水后，用河卵石垒的河坝。河水大的时候，水可以从坝上漫过去。河水小的时候，因为有石坝，可以保证渠水正常流量。所以每年春起，负责管理大渠的人都要组织村民去上沟（即整修大坝），把冲毁的卵石坝重新加固，保证大渠水量不减少。20世纪70年代水渠上曾经修建了军庄和龙泉务村两个小型水利发电站。
　　公议沟可考文字虽然很少，但公议沟旁的“辽三彩”却能带我们走入近千年的永定河文化。1991年，考古人员曾在这里发掘出一处辽金时期古瓷窑，是最完整的制瓷手工艺遗址。据了解，它是当时发现的北京地区唯一一座“辽三彩”瓷窑，填补了北京地区辽金瓷窑的空白。
　　年代更迭，龙泉务村公议沟古灌渠在农业生产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从百姓生活、灌溉、排涝，到辽三彩及琉璃窑火，高大的“醇亲王到此”“燕民乐熙熙”的摩崖碑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
　　城龙古灌渠城龙古灌渠，顾名思义，指城子村——卧龙岗村古灌渠。“城”指城子村，“龙”指卧龙岗村。两村都是永定河畔古村落，此渠历史上从琉璃渠村口引水，灌溉城子、大峪及永定小平原曹各庄、冯村、四道桥、侯庄子、坝房子、东西辛秤、上岸等几十个村庄的土地。
　　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部将王德榜率部对古灌渠大规模修建，使永定河流域（今门头沟、石景山、丰台、大兴、房山区）几十个村庄，几万亩良田得以灌溉。同时，也为皇家琉璃生产地琉璃局（即琉璃渠）提供生产用水。当年渠道宽6米多、深度超过3米，外墙使用热石灰、毛石、卵石浆砌，十分坚固，工程包括石坝、石渠、石堤、石桥、石闸、涵洞等。
　　1957年修建水闸时，还专门设置一孔闸门，作为城龙古灌渠用水，闸门保留至今。
　　2005年，在对永定河水闸进行清淤时，意外挖掘出了约300米长的城龙灌渠古渠道，使得这段沉睡于地下的历史遗存重见天日。
　　1997年，城子村龙王庙（城子小学）施工，发现一通碑刻，竟然镌刻《慈禧太后懿旨》，碑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慈禧太后修治永定河的懿旨；二是和硕恭亲王、和硕醇亲王报请慈禧太后的奏折。石碑的发现也揭开了清朝末年永定河古灌渠丁家滩段、龙泉务公议沟、城龙、三家店兴隆坝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对清末永定河出山口处水利工程的缘起、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与《光绪永定河志》《再续行水金鉴》等诸多文献相互印证，为永定河历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注释。
　　立碑人王德榜，清朝湘军，左宗棠部将，1884年中法战争时调往广西，募新兵八营，号称定边军。1885年与冯子材共同取得镇南关大捷，成为抗法名将。由于屡立战功，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奏办直隶顺天河务，随带军功加三级赐号锐勇巴图鲁、达冲阿巴图鲁。曾担任福建布政使、贵州布政使等职务，逝于任内。翁同龢送挽联：“伟绩媲湘阴葛相祠堂宜配食；清明闻日下竹王乡里有公言”给与王德榜极高的评价。
　　石碑录刻慈禧太后的懿旨和恭亲王、醇亲王奏折，这种形式的碑刻比较罕见。懿旨分析了永定河治理的形势及上下游治理分工，分别交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和顺天府协办。
　　恭亲王、醇亲王的奏折则主要展现了永定河治理工程进展以及官兵们英勇顽强精神。其中提及，左宗棠精心谋划，王德榜驭军有方，各部官员“周历祥察，所有筑坝分渠等工与左（宗棠）原奏均属相符，河边间有认种之民，辟成田式，以待培垄者，并细加操访，该处居民佥称：王德榜驭军有法，兵民相安。其火药轰石，皆择荒僻之区，于百姓田庐、坟墓绝无窒碍，……大石筑坝，碎石烧灰，既省椎凿之劳，复免挽运之费，其功效实不止事半功倍。”永定河治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水利诉讼碑则记录着一段历史，一段一个村与九个村“争讼”的记忆，碑文将岁月带回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那段往事。
　　碑文追溯到灌渠最初本为一项“率师鸠工，筑坝解河”的惠民工程，使包括琉璃渠在内的周边十村农利大展。琉璃渠村村民出于村邻友爱与乐善好施的公心，在公地被占用数十亩的情况下，从未索取地租，以全善举。然而，这份延续多年的乡谊，在民国初年被一家名为“兴植水利公司”的机构打破。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公司“名称似善，实是纯粹营业”，利用水渠灌溉数百顷土地，向受益农户按亩收取高昂水费，获取巨利，却对长期占据琉璃渠村公地所造成的损失置若罔闻。
　　面对不公，已步入“自治时期”的琉璃渠村不再沉默。民国十八年四月初六日，该村正副及会员召集全村“妇孺一百余人”进行大会商，展现了空前的团结。在诉求无果的情况下，村民采取了“塞断入沟水源”这一直接行动，宣告了对其固有权益的坚决捍卫。这一举动，立刻引来了兴植水利公司及其背后九村人众的武力恫嚇。在强权面前，琉璃渠村民展现了惊人的勇气，碑文以激昂的文词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为人寿百亦死，何惜一命……誓与之争，不达到目的虽死不甘！”这种视死如归的集体决心，最终迫使对方“霍然星散”，避免了械斗，将争端引入了司法诉讼的轨道。
　　案件先经宛平县调处未果，其后案情升级，直呈至河北省建设厅，幸得史厅长出面调处，这场轰动一时的大规模诉讼才得以公正裁决。最终，兴植水利公司承认了其营业性质及对琉璃渠村的土地侵权，双方达成协议：公司每年向琉璃渠村缴纳地租损失大洋八十元，分两期支付，并立折为据。这场由二百三十多位村民联名参与的艰难诉讼，最终以村民们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胜诉之后，琉璃渠村并未将款项私分，而是立下规约，“以此款补助学校为宗旨”，若有妄用，则思“来之不易”。并于次年（1930年）将事件全过程、调解结果以及所有参与抗争的村正副、办事人、赞同村民乃至铺户的名号，详尽镌刻于碑阴，公之于众，“以恒永垂不朽”。
　　这通水利诉讼碑，是一份珍贵的民国基层社会档案，古灌渠上的一段插曲，亦是城龙古灌渠抹不掉的记忆。
　　如今城龙古灌渠的灌溉功能已经消退，却迎来了新的角色转变，成为门头沟区六水联通工程的核心水脉。修复后的城龙古灌渠，将永定河水引入门头沟新城区的五条季节性支流，让这些河流四季有水、水网联通，并助力城龙新渠进行生态补水，抬升区域地下水位，让泉眼复苏、溪流再现，实现百泉复涌的生态景象。
　　三家店古灌渠三家店龙王庙现存古碑三通，分别是《重修龙兴庵碑记》清顺治二年（1645年）、《重修龙王庙碑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重修龙王庙碑记》清光绪七年（1881年）。石碑上斑驳的字迹，仿佛是一条流淌了三百年的水脉，清晰地勾勒出三家店兴隆坝古灌渠在明清时期作为一项由民间主导、跨村落合作的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真实图景，是研究古代基层水利运作的“活档案”。
　　三家店兴隆坝古灌渠总干渠起自军庄镇军庄村南与三家店村交界处，早年干渠深约3米、宽约6米，渠首部分有三道控水排沙的闸，当地称为“三道坝”，灌溉永定河东岸大片土地，最大时灌溉面积达几万亩，它巧妙地实现了“无坝引水”与“闸控调沙”。利用附近有利地形，不修筑拦河大坝，直接在河岸设闸引水，即水利术语“无坝引水”。在管理上，通过闸板控制水量：不需灌溉时，提起闸板，渠水顺畅下泄；需要灌溉时，扎上闸板，抬高水位，使清水流入支渠和农田。更巧妙的是，利用水流排沙清淤：撤掉闸板后，水流速加快，能自动将淤积的泥沙冲回永定河，实现了高效管理。
　　《重修龙兴庵碑记》载，明末（约1641年），山西人侯印来到三家店，发现这里“有水可以浇田”，便买地开垦，引水浇田，此或许是三家店当时的古灌溉。据《北平图经志书》遗文记载，元至正二年（1342年）曾重兴工役，“自三家店分水入金口”。而到了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元朝政府在京畿地区大规模屯田，将原先开凿的漕渠改造为灌溉渠，这意味着三家店兴隆坝的修建历史可能已有650余年。
　　碑文揭示出三家店古灌渠从侯氏家族引水灌溉，到“兴隆沟坝”的创建与早期管理。乾隆碑文追述，侯印倡议重修龙兴庵（龙王庙），表明了侯印等人是早期灌渠的开发者及管理者，他们开垦土地，修建灌渠和信仰场所（龙王庙）。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龙王庙修缮完工。住持普祥站在碑前，看着侯纯德题写的碑文。那句“利之在我土者，我祀之”道出了：水是土地的命脉，守护水脉，祭祀龙神，乃上天赋予龙王庙的责任。
　　凝视碑阴那密密麻麻的捐资名单：西梁庄六十六两三钱、前房庄六十六两二钱、增盛庄四十五两七钱……这些冰冷数字的背后，是十几个村庄共同的心愿。他们散落在灌渠流经的沃野上，靠着同一条水脉生存，每当春耕时节，渠水汩汩流入千顷良田，这些村庄便成了荣损一身的命运共同体。
　　碑记，侯印在三家店买地开垦，挖渠灌溉，让沉睡的土地有了脉络。或许他开挖的不只是水渠，而是一段跨越三个世纪的治水传奇。
　　笔者曾经在庙外，寻找着古渠的痕迹，看到一处破损的闸门，当地人告诉我，“兴隆坝”其实不是坝，而是闸。它没有拦河的大坝，只有因势利导的闸门。
　　光绪七年，慈禧太后派恭亲王、醇亲王治理永定河水患，在西岸修治了下苇甸、丁家滩古灌渠、龙泉务公议沟、城龙古灌渠，同时修治了东岸三家店村、老店、五里坨、黑石头、麻峪、石景山等村的兴隆坝古灌渠。碑载：“兴隆坝施银壹百两”。说明“兴隆坝”已从一个水利设施，演变成了一个有财权的管理组织，即民生水利会。它与“顺承郡王”“江南道御史”并列，成为重修庙宇的重要捐资方。
　　碑文中“山西社”（捐资300吊）、各类“号”“庄”“当”“厂”商业资本深度融入，水利是农业与商业共同繁荣的基石。寺院住持僧普祥、心德、心宽等僧侣负责募化、资金保管与使用。地方精英侯氏家族、经理人、各庄代表（如刘履泰）是具体工程的执行与管理者，负责灌渠事务日常运作。
　　这种结构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共治体系：官方提供保障，资本提供动力，信仰体系凝聚共识，地方精英负责执行。
　　每年开春，民生水利会各庄代表聚在龙王庙里商议分水方案；秋收后，又一起核算维修费用。山西商帮的骡马队运来物资，侯家的族长主持公道，僧侣们记录着收支账目。官府的认可、商贾的资助、僧侣的操持、百姓的劳力，在这套精妙的协作系统里，每滴水都找到了自己的路。乾隆与光绪碑文中，反复出现西梁庄、前房庄、增盛庄等庄名，以及“山西社”。这表明三家店古灌渠的受益范围远超一村一店，是一个覆盖永定河引水渠沿线多个村庄的跨村落水利联盟。
　　近年来，龙王庙还发现保存完好的、完整的民生水利会账簿，分别记载着五里坨、三家店、麻峪、老店等村历年用水及交纳水租情况，是古灌渠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如今，三家店古灌渠已经不再灌溉万亩良田，功能变成了城市排水和生态补水。碑刻，让我们看到古灌渠不止是一条水渠，它是一个持续几百年、运作良好的微型水利系统。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西梁庄、前房庄、增盛庄、侯印、侯纯德、刘履泰等，不只是捐资修庙的善人，亦是这条水脉的守护者。
　　付家台古灌渠举人碑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其特点是碑额“有志竟成”，是目前在门头沟区发现的唯一一通刻有民国特征的石碑。石碑原垒砌在村礼堂做台阶用，后因新农村建设，挖掘文化资源，对该碑进行了收藏保护。碑虽然断为三节，经拼接后，碑文是一篇很好的历史文献资料。
　　永定河古时因河水浑浊被百姓称为浑河，千百年来河水肆虐，深山的付家台，地处永定河山峡段，浑河抱村，水害频仍。一遇夏季，山洪奔泻，浑水横流，每年都有被淹的农户或流落的家庭，村中几代长者都试图治理，皆因一家一户人单势孤，未能奏效。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村民傅有元、傅成瑚、傅成宝等首倡集资，筑渠灌田，从此拉开了该村兴修水利的序幕。然而，此次兴修由于没有经验，单靠一时的热情和决心没有做成，使集资付诸东流。
　　第二年傅有元等人总结了上年失败的经验，又借款一千五百两银子续修，但是，由于未采用科学的方法，因“测勘不精，修筑无法，致徒筑债台，因而破家荡产已十数家”，情景惨不忍睹。
　　当时，该村县议员张永福目睹此情景，倍感伤心，决心继续村中先辈的志愿，暗下决心，“旋经十余年探讨，遂于民国九年（1920年）邀同煤矿技师祈斯亚（音译）来山细测，始获症疫之所在”。该村地处浑河下游，往次只想在近村处筑坝修渠，远处高山来水难以遏制，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在上游来水处截流筑坝，引水通渠。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详细的工程计划和施工方案，“开凿廿丈山洞，加宽八尺石渠”，并将工程以“六千元估价，订立合同，包与该公司承修”。村中一面筹集股款，矿方开始施工，而工程进行中，由于方法不当，出现大面积崩塌，致使工程不得不再次停顿下来。施工方左右为难，村中又责令修复，几经交涉没有结果。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将已经筑起的堤坝冲毁，这更加重了村民的负担，眼看工程难以进行。
　　有幸的是张永福说服了宛平县“议、参两会同仁辅助，从（国家）赈款内拨补粮石百余，以工代赈，始然告成功”。最终统计筹集股款达八千五百元之巨。从此该村“一渠曲水抱村流，十顷沃田万斛收”付家台俨然成了“富”家台。
　　艰难曲折的修渠工程最终大功告成，碑阴文字记“将用水、出租、岁修、分利各规约列诸碑永资遵守”，最后详细开列出资、出地户等人姓名60余人，有张、朱、付、魏、安等姓氏，以示纪念。
　　该碑文由斋堂镇灵水村举人刘增广撰文，这是门头沟区发现他的第三块碑文，其它两块分别是大台地区“玉皇庙改建学堂碑”、斋堂镇“牛战村刘氏族碑”。刘增广，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历任山西云州、吉州、静乐等州县官员，回乡后曾在王平镇玉皇庙学校教书。此碑不但留下了举人遗风，亦为永定河留下一段不朽的历史。
　　时代发展，付家台已经今非昔比，成为永定河畔具有古代灌溉工程印记的新农村，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村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落发展蒸蒸日上。如今，水渠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更成为了村民心中不屈精神的象征，而刘增广撰写的碑文，也成为见证这段辉煌历史的不朽印记。
　　如今，以上五条古灌渠经过不同程度的修缮，一些灌渠的功能也发生转变：三家店灌渠转为排水通道，被赋予了排涝的新使命；城龙灌渠化身“六水联通”工程核心水脉，通过地表地下协同治理，推动地表水、再生水、雨洪水三水联保互补，逐步实现“百泉复涌”。村落中与灌渠协同供水的古井，也成为生态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当地独特的生活记忆与文化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