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1962年生人,出生在陕西镇安的一个贫穷小村里,没上过学,也没去过大城市,最大的愿望就是“过几天好日子”。
1978年,母亲16岁。刚嫁给父亲第三天,就被父亲带到公社,领了半年的“集体活”。那时做活按工分算,劳力每天2分,不带孩子的妇女每天1分,带孩子的妇女每天0.5分,做活的内容大致是费体力的修路、刨地、垒田,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3个小时能休息20分钟,休息大多是做“工间操”。
听母亲说,那时每天有两顿大锅饭,时间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吃食都是包谷糊汤(玉米棒子和水煮成的粥),因为棒子面很少,煮出来后的糊汤基本还是清的,用当时话说是“能照镜子的汤。”“下饭菜”只有盖菜(白菜的一种)做的酸菜,幸运的能在菜里拾到几粒夹生黄豆,那香味儿就够回味一天了。晚上“放工”,做了一天活儿的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家里有3间石板房,那是爷爷年轻时候建的。用“洋火”点上煤油灯,依稀能看见一张条桌、两口箱子和一对板柜,那是母亲的“陪嫁”。在锅灶煮几棵白天工地里捡来的苦麻菜(蒲公英)或者冻土豆,便算是“宵夜”了。为了省灯油,吃完后就赶忙灭灯睡下,在饥肠辘辘的睡梦中迎接第二天的到来。
1988年,母亲26岁。“包产到户”时,家里分到了3亩地,每年能收点玉米、小麦、土豆、包菜,产量虽然有限,不过吃食总算是丰富了些,这时乡亲们嘴边常挂的一句话就是“三中全会好”。包谷糊汤变得浓稠了一些,和土豆一煮,便成为家家户户的主食。小麦还是珍贵的,拿石磨一磨,做出来的“黑面”馒头和手擀面,便是招待“贵客”的稀罕物。
这一年,村里通了电,灯泡一亮,满屋子都亮通通的。母亲可开心了,她说“再也不怕踩缝纫机扎着手了。”邻家的堂哥老早就出门打拼,回来带了两个“洋玩意儿”——电视机和“大哥大”。这把全村都震动了,每天干完活儿,大家就早早来堂哥家等着看电视,挤了满满一屋子,母亲也是乐在其中。堂哥当然是最神气的,把他的“大哥大”天线拉的老长老长的,还故作神态对着喊“嗯,啊,好的,明儿联系”,引得大家脖子抻得老长。毕竟大家都不懂,那会儿村里还没信号。姐姐已经8岁了,马上要念三年级。每学期18块钱的学费,让家里左右为难。“姑娘家的念那么多书干啥,家里那么多活儿要干,别念了!”在母亲的坚持下,姐姐抹着泪儿辍了学,每天背着背篓,跟着母亲沿着泥泞的小路“打猪草”。这一打就是十几年。
1998年,母亲36岁。大队组织村民把路修宽了,虽然坑坑洼洼,但走起来方便得多。父亲攒了半年钱,买了一辆“时风”三轮车,整天开着去30里外的镇上运瓦、运石灰、拉木材,经过半年努力,盖了三间瓦房。以前的纸窗户换上了玻璃窗,墙搪得雪白雪白,玻璃擦得透亮透亮,母亲乐呵呵地给父亲送来大白馒头和大米粥,蹭蹭玻璃说:“这房子住起来准舒坦!”村里“扫盲”工作开展得火热。乡政府下命令,让每个村校开“夜校”,为村民教文化。每天晚饭过后,母亲就带着纳鞋底的篮子,抢在大家前头坐着,边纳鞋底边听“先生”(那时对教师的敬称)讲课。内容大概是算数、拼音。后来发了农技的课本,都是些养殖、嫁接、耕种类的知识。一段时间下来,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能背诵九九乘法口诀,还学会了嫁接果树。
母亲得了膝关节炎,一到阴雨天气就发作。我们劝他去药铺开方子抓点药,她总是用烧热的木板温着腿说:“抓啥药啊,糟蹋钱,还没我这土法子管用!”这年我也8岁了,读二年级。小时候总那么馋,每天放学就喜欢去村里的商店“望嘴”(馋嘴)。母亲为此没少收拾我,有时大发慈悲给我5毛甚至1块零花钱。我很舍不得花,有时拿出1毛,就跑去商店买5颗“大白兔”糖果,然后在家里16寸的背投小彩电前度过一个周末;有时买到3颗“大大”泡泡糖,嚼一上午都舍不得吐。
2008年,母亲46岁。这几年,村里的小矿场办的不错,父亲也在那里做工,起早贪黑的,说是多劳多得。母亲托了点关系,来到矿上给矿工们做饭,每月也有小一千的收入。看到别人家盖了平房和小楼房,母亲按耐不住了。和父亲一商量,咬咬牙把老房子推平,盖了4间平房。“家电下乡”也来到了我们村。对国家补贴这种好事,乡亲们自然高兴得不得了,纷纷跑去购置家电,母亲也没少忙乎。村里“大电改网”了,母亲也不担心用电贵的问题,于是把大彩电、电磁炉、电冰箱、洗衣机买了个遍。
我已经读了高中,学校在县城,离家70多公里,所以得住宿,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村里的超市也开张了,母亲跑去给我买了个复读机,说要跟别的孩子一样学英语。一到周末,就用她那个小黑诺基亚给我打电话:“娃呀,你可要好好念书,现在没文化不行啊!以前没让你姐上学,现在后悔也晚了”“现在国家政策好了,上大学可以助学贷款,你也别担心用钱的事,只管好好念。”
2018年,母亲56岁。村里的矿场被国家关闭了,说是要保护“绿水青山”,乡亲们也都支持,纷纷改了行,出门务工的、在家开农家乐的、合资开店做生意的,各有各的奔头,好不热闹!在大队的带领下,村里的路加宽了、硬化了,平平整整的,两边还载上了杨树、柳树。每个清晨傍晚,母亲都会去路边遛遛狗,和乡亲们唠唠家常。听她说还学了几套广场舞,说是能锻炼身体。
村里张贴了很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的画报和横幅,还经常有人解读,村民们都兴致勃勃,每次都把解说员围得满满的。母亲也乐此不疲,还经常跟我说道:“共产党真是好啊!过年之前大队还给你爷爷送米面油和慰问金了,说是啥高龄慰问!你看我能入党不?”可能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母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定期要上卫生院去检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每次问起,母亲都会兴冲冲地说:“家里好着呢!现在医保政策很好,我们有合作医疗,看病吃药都花不了多少钱,你就甭担心了。你快给我领个儿媳妇儿回来啊,快生个胖孙子!趁我还能动,我给你们带着,家里附近幼儿园条件都蛮好的,又不用操啥心……”
40年时光,弹指一挥,转瞬而逝。带给母亲的,是青丝换白发,但更是盼头、是希望、是实惠、是“好日子”。因为政策在变好、生活在变好、一切都在变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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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这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