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8日，是三伯父家大喜的日子。这天，大儿子出生了，伯父、伯母乐得合不拢嘴，两个姐姐也高兴地手舞足蹈，全家视他为掌上明珠，父母宠爱、姐姐谦让，让他有了一种优越感。那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又赶上了抗美援朝，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都很紧吧。三伯父在王平村煤矿安家滩坑挖煤挣钱，伯母在家照看几个孩子，一家人仅靠伯父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离村子不远有条小河，每逢伯父歇班回来，定会到河里摸两条鲶鱼犒劳全家，那场面就像过年一样。当然，最好的地方还是留给儿子吃。1960年，伯父的宝贝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韩金亮上学了，从小娇生惯养的他，自然受不了学校的管制，上课淘气、逃课，同其他的男孩子一样，免不了给父母找些麻烦。
　　1968年，16岁的大哥初中毕业了，国家不管分配，只得留在村里务农。这时的他变得懂事了许多，年底结算工分收入一分不留全交给父母，这时全家已是9口人的大家庭了。作为长子，他知道为父母分忧了。1971年，北京矿务局木城涧煤矿招收井下工人，为了给家里多挣些钱，哥哥决定报名入矿，父母及兄弟姐妹劝他不能去，父亲和伯伯、叔叔们在煤矿干了一辈子，一个个全都患上了严重的职业病，家人怎忍心让他再走父辈的老路。可哥哥却说：“那是过去的煤矿，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不去他不去，总得有人去，不然煤怎么能从地下挖出来，为了国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小家，我去！”就这样，1971年的深秋，哥哥坐上了开往木城涧煤矿的列车。他被安排到井下的回采段工作，干过农活的他，不怕苦累，在深山沟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几年后，为了照顾家人，他从木城涧煤矿调回到家门口的杨坨煤矿，被安置在水采段工作。当时，北京矿务局八大煤矿中，只有杨坨煤矿采用这种采煤新技术，一是可以降低粉尘，减少职业病的发病率，二是可以提高煤炭的产量，可在当时的煤矿，这种新技术还在实验阶段。哥哥工作问题解决了，还得了个大胖儿子，紧跟着村里又分给了三伯父家一块宅基地，三喜临门，一家人高兴的不知说啥好。这时的哥哥正值风华正茂，已是家中的顶梁柱了。盖房子的重任自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从设计到备料，从刨槽到打墙等等，大事小情亲力亲为，不分昼夜地忙碌。很快在全家人齐心合力、亲朋好友的帮忙下，一排青砖灰瓦的新房盖起来了，不久，全家人欢天喜地的搬入新居。
　　1979年11月10日，全家人还沉浸在乔迁之喜的喜悦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落在了三伯父家人的头上。这天，大哥和往常一样上早班，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上午9时许，水采工作面被击碎的煤石夹杂着木头等堵塞了长达百米的运煤通道，无法继续生产，他和工友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矿领导，矿领导下令让哥哥前去探查并设法疏通，在场的人都明白，不管谁去都会有去无回，风险极大。百米长的巷道一旦开了口子，木头棒子、煤浆会像决了堤的大坝似的汹涌而下，在没有藏人地的情况下，人就会像一根稻草被裹挟的无影无踪。这时的大哥犹豫了，他向矿领导讲明了利害关系，领导却依旧很坚决，大哥陷入了沉思，如果不及时打通堵塞的运煤通道就会延误生产，如果去了就会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他把牙一咬、心一横，“我去！”就这样他和另外一名同志在昏暗的矿井里摸索着慢慢前行，只见黑洞洞的出口被堵得严严实实，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各种办法，堵塞的通道口终于被捅开了。刹那间，汹涌的煤泥浆、石头、木头、铁板像开了闸一样，排山倒海似地涌了出来，无处躲藏的两人被裹挟着冲得不见了踪影。几个小时后，工友们在下游的煤堆里找到了他们，只见哥哥头上有一个大口子，流着鲜血，已停止了呼吸。就这样，29岁的哥哥，为了国家的煤炭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让他牵肠挂肚的父母，离开了两个襁褓里的孩子，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路。他不仅是煤矿工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大家庭的骄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