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时，写过一个记忆犹新的故事《买菜》。10年又过去了，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这回讲一个想起来有点刻骨铭心味道的“换煤”。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差一点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反革命”。
　　那是1971年的冬天，大队一个生产组的社员每天早晨要到我所经管的合作医疗医务室学习毛主席著作，叫“天天读”。因为那时正处于“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高潮，副业受限制，队里以“挖防空洞”为由开的一座煤窑尚未打出煤来，一个有着近千年采煤史、且能以煤坩土为原材料烧制炸锅的村庄，弄到无煤可烧，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社员个人尚可以到附近国矿矸石山上捡点煤烧，而医务室却只能用锤锲镐从矿锅炉料场弄点已冻瓷实的坩子土回来代煤烧。那东西虽然有点煤性，但不熬火，还得大火续大火，所以天天早晨现生火。有时参加学习的社员都到了，医务室的烟还未出净，温度上不来更不必说了。有人到“一打三反”工作队那里告了状。
　　本来同时身兼大队会计和医务室组长的我，在“运动”中就是被怀疑对象，加上在“文革”中红卫兵高潮时我持不同意见，在找茬整我还找不着的时候，抓住“天天早晨生火冒烟对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罪过”了，岂能放过？工作队一位年轻的同志满脸阴沉、气势汹汹地到医务室找我，指名道姓、劈头盖脸地质疑问道：“怎么一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你就弄得满屋是烟？”“我用的煤不好。”“我们不是这儿的人，但宿舍的火很旺。你是这儿的人，怎么弄不好火？”“你们烧的是大队从王平口买来的好煤，而我烧的是烧锅炉用的煤坩子。”“如果让你烧我们用的煤呢？”“那敢情好。”“如果早晨还生火冒烟呢？”“随你们处置。”
　　第二天早晨，那位同志比社员来得早，没看见烟囱冒烟，门关着。他推开门进屋，屋里也没烟，且温暖如春，洋炉子透着红。掀开火盖，蓝火苗子往上窜。他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躲过了一劫。不仅如此，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工作队宿舍门口搬煤烧了，再不用天天早晨找柴禾生火。我更知道，如果不是那位同志不信我的解释，也不让我用他们烧的煤试一试，以取得证据，直接给我弄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戴上，那就惨了，轻者批斗，重者判刑，我可就万劫不复了。有一个例子就摆在那里。
　　焦岭商店的张组长想办点好事儿，搞到一些粉头儿卖给社员，因为那时只有居民户口的人才能吃上粉条、粉丝。为了防止买重份儿，谁买了他用笔在农民副食本上划个记号。没想到画在“最高指示”的部位，也不知谁给举报了，他就被抓走了。
　　20世纪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能源不足，发展国家和乡村经济，国家提出煤炭生产“有水快流”，号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时我已从王平村煤矿井下调回公社，搞计划统计工作，眼见着社（乡）、队（村）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煤炭产量也呈现爆炸式增长。仅以本人所在的北岭乡为例，1982年全乡产煤6.4万吨，1992年达到24.04万吨，10年间增长了2.76倍。
　　进入21世纪后，为了首都的蓝天，关停了煤矿，开始进行生态修复工程，昔日采空棚户区，今已变成花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