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臣烈士证

魏国相烈士证

马淑琴
（接第1904期）
　　“补办婚礼”
　　1936年7月，经党组织和家庭营救，魏国元被提前释放。曹婶子事先找好了她旁边的院子，烟袋锅胡同4号一间东南角的小屋，让刚出狱的魏国元暂住。一天，一辆小汽车停在门口，一个中年男人下车进院，他是原新亚通讯社社长杨文波，来接魏国元。“国元，你先住我那儿，然后再给你找份工作。”接魏国元的车开进了国民党大兴县党部，庞勉已在此等候，他们在这儿暂时安了家。
　　恢复了自由的魏国元，变成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儿，不时在天空寻觅属于他的疆域。8月间，中共北平市委联络员王恒和贺同志与魏国元取得联系，9月间，中共北方局联络员胡敬一和赵同志找到魏国元，宣布恢复其党籍。
　　10月初的一天，中共地下北平市委西郊区委书记孙德香（后改名孙汉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中共地下北平市委联络员王恒（公开身份是圆明园大北门外护园河北岸树村民办教员）来找魏国元，将田庄一带党组织的名单移交魏国元。在宛平县委被破坏期间，做西郊农民工作的王恒同志与田庄党支部书记高永升取得联系，那一阶段，田庄党组织由西郊区委领导，现交回宛平县委。后王恒同志回忆：“对老魏同志早已慕名，但这是第一次见到，他久经革命锤锻，刚毅持重、热诚待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魏国元出狱后，在西单劈材胡同大亨公寓为“大训通讯”刊物担任收集稿件等工作，以此作为公开的身份。1936年9月的一天，师永林带着他在温泉中学读书的弟弟师永茂到这里接头，从此，师永茂几乎每周都光顾此处，为魏国元送信和带信，这里又成了一处城乡党组织的联络点。
　　10月金秋，暖阳给青白口村的山河涂上一层耀眼的华光，地里的庄稼散发出成熟的香气，从河边到山岗，都被烂漫的野花覆盖，就连街巷边的石缝儿、墙头儿，都装扮得姹紫嫣红，用特有的美丽、芳香、坚毅和浪漫为一场特殊的婚礼装点与祝福。
　　南街八号魏家大院，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喜庆的气氛溢满山村。二弟国杰、三弟国相身穿合体整洁的布衣，站在门口迎接宾客。魏国元身穿笔挺的蓝色暗条西装，脚蹬闪亮黑皮鞋，胸前佩戴大红花，庞勉身穿玫色旗袍，脚上一双半高跟皮鞋，头戴一朵红绒花儿，凸显新娘的靓丽和妩媚。今天的婚礼虽是“补办”，阵势却一点都不小。胡同拐角的空地搭了大棚，几个临时炉灶冒着热气腾腾的炊烟，帮忙的村人从厨房到席间，端盘端碗穿梭不停。从搭棚酒到拆棚酒，流水席整整坐了三天加两个晚上。除了坐席喝酒吃面，还专门从田庄请来了唱蹦蹦戏的“文和班”，在村口搭台，连唱三天大戏。邀请的客人有十里八村的亲朋好友，其中的硬核儿是魏国元——这个新上任的中共宛平县委书记管辖的党团组织中的党团员。魏国元等核心人物已事先把邀请的客人分好组，分屋就座。张又新负责组织搭棚，师永林组织拆棚，在一搭一拆中完成了预备会和总结会。在这场特殊婚礼的酒席和乡戏中，魏国元这个真正的主角儿，成功上演了一出中共宛平县委恢复工作，接通党团组织关系的大戏。不知内情的母亲边招待老姐妹，边发着牢骚：“吃官司就快把家败光了，都生了孩子，还补婚礼，全家不要了饭他不甘心。”三天的“大戏”在母亲张大娥无奈的叹息声中落下帷幕。
　　送青年参加军事训练团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争取和团结宋哲元及第29军将士抗战，在29军中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不久，天津《大公报》登载了一则消息，国民革命军29军准备在南苑开办一个军事训练团，招考初中毕业的青年学生。一天，这条消息被迷恋军事的魏国臣看到，他欣喜若狂，顾不上吃午饭，直奔东斋堂，找到他的好友贾兰波。把消息告诉贾兰波，两个人高兴地抱在一起直蹦高儿。魏国元出狱前，魏国臣和贾兰波借探监之机向大哥汇报了此事，得到大哥的支持，并告诉他们团结一些进步青年一起报考。魏国元出狱后，抓紧实施。
　　北平前门外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北起大栅栏，南到西珠市口，因为以前整条街大部分是做粮食买卖，清《乾隆地图》的标注为粮食夹道儿，1911年后改为粮食店街。街里有个万顺客栈，客栈西北角的一间客房里，三个男人坐着圈椅，围着一张小圆桌，边喝茶边聊天。魏国元和赵铭鑑向中共北平市委联络员王恒同志汇报了拟组织10名进步青年，其中包括3名共产党员，报考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军事的计划，通过联络员向北平市委汇报，后获批。
　　魏国元在北平城就职的“大训通讯”是宋哲元在北平招训的一批大学生和失业学生谭廷生等办的“同学通讯期刊”，这样，魏国元不仅有了利用采访和组稿接触宋哲元和29军的机会，还能与一些学校接触。魏国元送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的青年，除了魏国臣、赵铭鑑、贾兰波等三名共产党员，其余是七区和八区的进步青年，只有庞勉的弟弟庞宇澄是城里人。这10人中，多数没上过中学，何谈初中毕业。魏国元通过组织关系，搞到一些育英中学和文志中学的毕业证书。贾兰波拿到的是文志中学的毕业证，赵铭鑑拿到的是灯市口育英中学的毕业证书，上面盖着校长李有松的大印。大家看着自己手里的毕业证书，像是在做梦。考试科目除了文学、代数、几何，还有英文和日文。这对于没上过初中的山里孩子简直是天方夜谭。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多数人没有了信心。一天，国臣通知大家到他家集合，大哥讲了参加考试的重要性，然后，给每人发了一份各个科目的考试题和标准答案。这又是魏国元通过党组织从29军军训处找来的，大家欣喜若狂。魏国元宣布，在城里安排了万顺和东兴两处客栈，参考人员从明天起，分驻客栈，专心背题。
　　参考的10个人，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在北平城的客栈里背了一个月的考题，10月初参加了考试，然后又以忐忑的心情等待结果。月底发榜的日子到了，大家早早地去看，1500名考生，宛平七八区的10个人，混在人群里，眼巴巴地从密密麻麻的榜单中寻找自己的名字，就像从山村满天星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终于有一束光让他们眼前一亮，他们真的找到了。大山里的小伙子们，腼腆地笑着，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魏国元大哥，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从心底里更加敬佩大哥，下决心在军事训练团学出点真本事，为抗战效力。1936年12月1日清晨，迎着冬日的朝阳，魏国元雇了一辆马车，亲自把10名生龙活虎的小伙子送到南苑，送到佟麟阁任校长的29军军事训练团，在十三营房报到。
　　参加29军军事训练团的10名青年，在南苑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活。佟麟阁校长是29军副军长，兼任军事训练团团长。训练团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克昌，第二大队长张自创，这两个大队是步兵科目。第三大队是骑兵科目，队长是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魏国臣被编到了第三大队，其他人编到第一、二大队。对于山里娃，训练团的生活完全换了模式。早晨五点钟起床，围着营房跑一圈儿，进营房还要走个分列式。吃饭仅有五分钟，随即集合上课。所学科目是步兵操典、筑程教范、夜间教育等。室外个人教练刺枪、劈刀、打拳、上杠，下了课也不敢放松，抓紧练习弱项。特别是单杠，如三个月还做不了一个屈身上，不仅要挨班长的打，还要被讽刺，那滋味可就难受了。训练团每月一小考，三个月一大考。1937年3月，10人中文化水平较高的赵铭鑑又考上了训练团的参谋训练班，并把名字改成了赵曼卿。在参谋训练班，他结识了讲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张友渔。赵曼卿只感觉张教授是进步人士，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训练尽管紧张，平西的三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利用熄灯以后加时训练的机会进行党的活动。几乎每个周日，魏国元都要到南苑来，和赵曼卿见面，及时了解情况，实施领导。
　　南苑紧邻卢沟桥，是日军争夺的军事要地。七七卢沟桥事变，把抗战的意义变得更加现实和紧迫。每天看着日军飞机在南苑上空示威，学员们无比愤怒。军训团给每个人发了一支七九式步枪，一百发子弹，四枚手榴弹，一把大刀。每个班还配有一挺机枪。7月9日，日军攻占了卢沟桥，28日，日军的空军和陆军联合对南苑发起突袭，军事训练团和132师殊死抵抗，战斗惨烈，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相继殉国。署名周公子的文章《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记载：“军训团学员兵的殊死抵抗，是日军遭遇的第一场硬仗，学员兵虽然伤亡惨重，大部分壮烈牺牲，却始终没有后退。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训练团学生兵的坚守，使南苑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时间。”为保存力量，余下的29军一部奉命向南、东撤退。留存下来的共产党员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走上全民抗日的战场。卢沟桥成为中华全民族抗战的丰碑与同义语，29军及军训团，永载抗战史册。平西的10名学员，除了考上参谋训练班的赵曼卿跟着撤退后改编的部队走了，其他人都辗转回到平西参加抗战。
　　回乡抗战，组织武装“七七事变”前夕，魏国元安顿好在29军训练营的10名青年，预感到抗战的形势愈加严峻，他在北平城里再也住不下去了，必须马上回到乡村去，组织地区民众投入抗战，开展武装斗争。不久前，庞勉刚生下第二个儿子，魏国元把他的想法告诉妻子，庞勉看着床上熟睡的婴儿，陷入沉思，然后点了点头。
　　一天，两位车夫各自拉着一辆车，从地安门出发，向西直门方向跑去。前边车上坐着身穿大褂、戴着眼镜、头顶礼帽的魏国元，后边车上坐着庞勉，庞勉穿一件咖啡色格子旗袍，外罩一件紫色外搭，怀里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儿子。车子不紧不慢地跑着。雾色中，已经能够看到朦胧的西直门了。魏国元抬起头，从灰暗的视线中看到了那剪影般的城楼和箭楼，虽被云雾遮覆，仍以它的伟岸挺拔支撑着苍茫的天空。人力车继续走着，魏国元的目光积聚到城墙根的一家煤栈，门楣上几个白底黑色的大字：宝兴隆煤栈，大门左边写着“石蕴”，右边是“生辉”。魏国元下车进了煤栈，庞勉的车跟过来，在一旁等候。不多时，魏国元从煤栈出来，重新上车前行。
　　到了西直门的门洞，站岗的是全副武装的守军和警察，对所有出入者进行搜查盘问，这时，又有几个青年男女跟过来，插在前后。军警将魏国元身上摸了一遍，又转向抱着孩子的庞勉，气度不凡的魏国元赶紧凑上去护着妻儿，对他们说，这是夫人和小孩子，才两个月。搜查者用眼睛把庞勉和孩子搜索了一遍，放过了她们，那些青年男女也过了卡，向旁边散去。
　　出了西直门，车夫加快了脚步，一口气跑到了西八里庄，两辆车前后进了一家箱子铺。同时，几个神秘的人影也先后闪进箱子铺。约半个时辰，一辆马车从箱子铺出来，向西疾驰。车上除了魏国元夫妇，还有几个年轻人，就是在西直门和魏国元夫妇一起出城的人，他们是中共北平市委派往平西帮助工作的“民先”的同志。马不停蹄，直奔平西。到了青白口，魏国元先安顿好北平来的同志们住下，然后回到自己家，轻轻解开捆了几道的襁褓，从里边取出拆卸了的两支手枪。
　　“七七事变”后，29军前脚撤退，日本鬼子后脚就到了。国民党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三个师驰援南口汤恩伯，受到日军阻截。8月中旬，卫立煌部队四个师驻扎宛平七、八区山川诸村，在下马岭和安家庄的南山清水尖，髽鬏山的几十里地带，全力抵抗日寇的入侵，开始了著名的“髽鬏山战役”。
　　从海淀到妙峰山的进香古道上，走着两个人。他们从北安河村上山，走中北道，翻妙峰山，又转西道。中年人是中共北方局联络员胡敬一，青年是国民抗日军地方工作科科长焦若愚，奉中共北平市委之命，护送胡敬一同志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请示汇报工作。一路上，飞机盘旋，枪炮声声，髽鬏山战役正激烈进行。到了上苇甸，焦若愚将胡敬一同志交给下一站的交通员，又转身翻山回北平，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宛平地域，当时他的名字叫焦土。上苇甸的交通员将胡敬一送到青白口魏国元家里。魏国臣从南苑返回时，从29军带回一个同学，也住在魏国元家里。
　　魏国元出狱，上任不久的国民党宛平七区区长李复华就悄无声息地溜了。魏国元用曾经的区长身份在大庙召开七区村长会议，号召各村积极发动民众，支持和帮助国民党正规军抗击侵略者，协助部队征粮要款、组织人力物力，参加抗战。
　　会议之后，魏国元看到各村积极支援抗战，很是欣慰，但又觉得还有不足。他想起一个人，于是对小弟说：“国臣，你去趟太子墓，把你同学彭城找来。”下午，国臣带着彭城来了。魏国元对彭城说：“感谢你为我出狱费了不少力，现在抗战事大，有些事还想让你帮助去做。”“大哥，您别客气，有事您尽管吩咐。”魏国元拍着彭城的肩膀：“兄弟，好样的！”接着，魏国元说出想法：“我刚出狱，家里住着‘朋友'，有些事不太方便出头，帮你组织几个人，去跟国民党部队接触，一方面要组织号召老百姓支持抗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方面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别让国民党军队侵害老百姓。”彭城听懂了魏国元的话，感觉到了信任。认为这个任务很重，也很光荣，爽快地说：“大哥放心，我这就行动，有情况及时向您汇报。”
　　彭城接受了任务，魏国元又找到高永升、付万睦、魏元明，成立了四人组成的难民代表团，彭城任团长，开始行动。魏国元很高兴，嘱咐他们要充分利用难民代表团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做好工作。
　　彭城等先找到驻扎在太子墓村的卫立煌部队第十师二十八旅副营长刘贵胜，向他详细介绍了太子墓一带的地势和民俗民风，刘营长很感谢。彭城兴奋于工作初见成果之时，传来一个消息，东马蹄村的一个远房妹妹被国民党十师二十八旅的士兵强奸了。彭城怒火中烧，立即跳到湍急的河水里，他要游到对岸，去找肇事的部队和那个畜生。见有人下河，岸上的国民党士兵向水里的人连开数枪。幸亏彭城水性好，躲过了飞来的子弹。
　　彭城上岸，抖了抖身上的水，直奔太子墓二十八旅旅部，面见旅长陈牧农。他急切地报告了东马蹄村事件，郑重地对陈旅长说：“国难当头，我们组织老百姓出人出力，支援抗战，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但贵军却出此类事件，不仅严重侵害了老百姓，还破坏抗战。”彭城还顺带说了在河边遭枪击的经历，认为这是不该发生的遗憾。陈牧农旅长首先对东马蹄事件表示歉意，让彭城带着两名卫兵去东马蹄，对犯事的士兵进行严惩，并给难民代表团签署了一封证明信，告诉彭城：“拿着这封证明信，如再遇此类事件，可随时向部队执法机关报告，谁也不敢刁难。”彭城带着两名卫兵赶到东马蹄村，到了才知道那个畜生已被看守的士兵放了。
　　彭城把情况向魏国元做了汇报，在战事吃紧的情况下，魏国元、魏国臣和难民代表团一起，将几百名难民带到较为安全隐蔽的村庄碣石。一天，驻碣石村的国民党八十三师士兵强奸了一个村里妇女，男人阻拦时被当场打死。魏国元立即命彭城去师部交涉。彭城带着难民代表团的证明信，一口气跑到前桑峪村的八十三师师部，找到师军法处处长蔡灵汉。蔡处长立即率领10名手枪队员，到碣石村处置，保护难民。
　　髽鬏山战役打了20多天。卫立煌部英勇抗敌，但由于汉奸通敌，遭日军十二联队包抄，数十架飞机每天轰炸，并释放毒气弹，致使卫部伤亡惨重，直至肉搏，各有进退。9月上旬，战事结束。
　　日军撤退前，大肆屠杀附近居民。魏国元带着难民代表团，又将数百名难民从碣石村转移到田寺村。这时，卫立煌部逐渐撤退，任命八区谭天元为宛平县战时中心县长，不仅管辖宛平，还负责房山和昌平，高永升为七区区长。
　　中央军和日本兵都撤了。永定河沿岸的安家庄、河南台、下马岭、雁翅等村庄的人们都上山捡拾物品。战后的髽鬏山，除了死尸，就是散落丢弃的各式武器和物品，遍布沟沟坎坎。根据胆量、需要和嗜好，有的村民捡武器，有的捡钢盔、水壶、军用饭盒，还有的捡食品。安家庄村长李文斌捡了几杆枪和一些子弹。战事还没结束，村民吕九海就潜伏在山上，偷了日本兵的一支三八大盖，还捡了一挺歪把子机枪，又提回一枚没炸的炸弹。枪声一息，在奉军当过几年兵的李德水立即上山，捡了一支三八枪，又从一个死了的日本兵身上解下一袋子弹，还扛回半箱饼干。
　　魏国元在村长会议上，宣讲了共产党抗日宣言，号召村长组织村民捡拾武器，组织武装，参加抗战。日本鬼子撤退了，看到那么多乡亲惨遭杀害，李文斌的一个计划日趋成熟。8月的一天，他把村里捡了武器的30多个老少爷们儿叫到大庙，成立了既抗击日本鬼子，又打土匪，以“守土、保家、救国”为目的的“保家救国团”。
　　知道李文斌组建了保家救国团，魏国元请李文斌到家里议事。“听说二哥拉起了队伍，令人钦佩。凭您的威望和能力，肯定大有起色。”“拉队伍虽说是好事，可这些人的底子瞒不了你，都是种地的。我正想请你帮我琢磨点硬朗人，掺上点，带带呗。”魏国元想了想，“我找您也为这事儿，咱国臣小弟和他几个同学刚从29军训练团回来，去给您当个差，您也帮着锤锻锤锻。”“太好了！我正缺这样的人才啊。”
　　安家庄村东南角坐落着李文斌家南北对门两个院子，南院分里外两进，指挥部就设在里院南屋。几天过后，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找李文斌，李文斌上前亲热地拢着来人的肩膀，他正是魏国元的小弟魏国臣。李文斌和魏国臣交流了保家救国团的情况。听说团里一共才30多人，十几条枪，提议到上下五邻村招兵买马。于是，魏国臣和李文斌一起带着他的弟兄，到附近村庄游说抗战，招募人马。从安家庄到下苇店、雁翅、下马岭、青白口，太子墓……每到一处，李文斌就用他那简单直白真诚的话动员人们参加他的保家救国团。邻村不少人知道李文斌的名气和为人，愿意参加。
　　一圈儿下来，保家救国团发展到300多人，李文斌又从沿途百姓那里买了些捡到的枪支弹药。魏国臣把二哥魏国杰和贾兰波、张又新都带来了。李文斌把魏国臣和他的几个弟兄视为知己，与魏国元几次商讨之后，把扩充后的队伍分成三个中队。魏国臣任一中队长，张又新任指导员，张玉亮任二中队长，贾兰波当参谋，魏国杰任卫生队长，那位合伙的付仁杰也参加了卫生队。李文董任特务队队长，新入伙的安久富任一中队的副队长。
　　师永林和索振宝代表沿河城参加了魏国元召开的村长会，回村后，先在本村组织了30多人的抗日武装，师永林和师永茂哥俩又到沿河城外九村的旧庄窝组织了30多人，师永林把沿河城的武装带到青白口，成为第二大队，后和李文斌大队合并。还有活跃在妙峰山附近的“长海队”。队长宫长海原是东北抗日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七七事变”后带着100多人到平西打游击，在七区一带活动，和魏国元、李文斌都成了好朋友，还经常和李文斌协同作战，平西的抗日队伍日趋壮大。
　　八区马栏村的宋恩庆原是清水高小的学生，受地下党员贾汇川、王德明等老师的影响，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后考上卢沟桥简易师范。从师范毕业才几天，就赶上了“七七事变”。宋恩庆和史梦兰、杜存训等爱国青年，积极支援国民党部队抗战，到各村宣传，把自家果园里的水果送到卫立煌十团，慰问抗战将士，杜存训还代表八区青少年在大会上发言表态，受到卫立煌的接见和表扬。
　　“髽鬏山战役”后，国民党部队一退千里，几个青年的热血一下子被冷却了，从迷茫到彷徨，心情非常痛苦。宋恩庆、史梦兰、杜存训等青年都一股脑儿来到难民聚集的田寺，不为避难，只为找到一点希望。他们来到魏国元住的房子里，诉说着茫然的心情。听了几个青年的倾诉，魏国元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悲观，抗战的希望是有的，国民党退了，八路军很快就会过来，有的到了五台山，有的到了阜平，咱们不要灰心，要坚定信心，打起精神，做好迎接抗日队伍的准备。”魏国元的一席话，给几个青年打了气。
　　（未完待续）
　　——摘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