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盲，她认识百十个字，会写她和全家人的名字和她领导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以及为顾客剪裁缝制衣服的尺寸和名称，因为她有一架捷克进口的缝纫机，除了做饭外，她整天起早贪黑地挣些零钱来贴补家用。那时我上小学，是妈妈的私塾先生，应邀将她最爱唱的《小白菜》歌词恭敬地抄纸上贴在缝纫机旁边的荆笆泥墙上，妈妈认了字唱了歌：
　　小白菜，心里黄，从小没了爹和娘……
　　妈妈的成绩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扫除文盲运动。那时的口号是：“积极参加扫盲运动，不当睁眼瞎”；“只有学好文化，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那时的妈妈用现在的话说是“汉字控”，陪她出门总是不停地问我，这个念什么？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被难住时便乖乖记下，回家立即查字典，再将结果念给她听。更有甚者，从那时起我们家每年除夕夜，大家聚在一起包辞旧迎新饺子时，妈妈总会买来一张新报纸，专门用它来摆放饺子。
　　我诧异地问，不是有盖帘儿吗？报纸上的油墨有毒吧？她摇着头严肃地说，国家不可能用有毒的油墨印报纸的。能让文章有毒吗？蘸着墨香吃饺子，来年就有当状元的好运气！哥哥姐姐陪着她笑，也煞有介事地当着爸妈的面表示夺状元争文魁的决心。我却不以为然，但又不能破坏全家过年的好兴致。
　　我对妈妈扫盲的热情支持，换来了她的恩宠，高兴的时候她还会将七毛钱——一条裤子的加工费给我一毛甚至两毛钱，我都攒起来，直到能购买几本心爱的小人书时才出手。于是，我家的三屉桌有我一个专用抽屉，里面摆满了小人书。这是我在小伙伴中最值得夸耀的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家有了一个小书架，那上面有哥哥喜爱的《艾青诗选》《聂绀弩诗集》，姐姐的《大众电影》杂志，有我购买的《苏联中学生数学竞赛题集》和当年青少年热爱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卓雅与舒拉》。我至今还记得给妈妈念十七岁的卓雅光着双脚，踩着半尺厚的积雪，昂首走向德国法西斯脚手架的那段描述，她专注地听着，任眼泪恣意流淌……
　　文革开始了，图书馆是当时首当其冲遭到破坏的重灾区。我到现场瞻仰红卫兵小将的丰功伟绩时，心里很害怕，生怕那些造反派先锋队杀个回马枪把我当成是伪造参与者而治罪，要知道按照阶级血统理论我是被划入另册的，没资格参加类似这样史无前例的革命行动。我凄凄然、愤愤然地在书堆成的小山中捡起了一本黄色封皮、厚厚的书，急匆匆逃离了作案现场。那是艾思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到家我惊呆了，引以为豪的书架变成了碗筷、瓶子罐子栖息的场所，我的那些书呢？妈妈看我愣瞌瞌的傻样子，劝我道，为了……我都处理了。我不知该说什么，那是我多年不舍得吃攒下的钱买的书呀！还有哥哥姐姐的书呢，怎么都……
　　1968年，我带着艾思奇的那本黄皮书去了山西插队，后来混进了县城工作，再后来折腾回了北京。直到四人帮被消灭，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的时刻，中国人真正疯狂读书，疯狂学习起来。我也亢奋地投入其中。一天，我到家时惊喜地又见到了那个小书架，和架子上的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书，我兴奋极了，懵懂地望着妈妈。妈妈说：“你可不知道我藏这些书时，心里有多害怕！对谁也不敢说，祸从口出嘛。”妈妈又转为很内疚的神情说，“能藏的地方太小了，你的小人书和姐姐的《大众电影》只能丢掉了。”
　　我问：“您藏哪儿了？”
　　她勉强笑笑，并不回答……
　　妈妈是差几天一百岁时安详地走了的。直到老人家弥留之际，也没告诉我她是怎么藏书的。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迷局，或许答案很简单——她崇拜印成铅字的书籍和报纸，所以会胆大妄为地藏书，怕我再追问她，便开了个愚人节的玩笑，自己悄悄地走了。因为，妈妈驾鹤仙逝的那天是四月一日……王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