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杂文大观》,是按文学发展阶段划分的四卷杂文专著。这套杂文集辑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各时期数百位作家的杂文,包括思想随笔、哲理寓言等;题材广泛,体式多样,风格斑斓。
说到杂文,人们会首先想到鲁迅。然而,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年代”撰写过杂文的名人大家不一而足,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许地山、朱自清、郭沫若、胡愈之、沈从文、林语堂、闻一多、陶行知、郁达夫、茅盾、老舍、巴金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曾撰写出精锐犀利、针砭时弊的杂文。而且从那时起,杂文创作成就尤其斐然壮观,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揭微显隐、荡气回肠的杂文不断涌现,成为新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娇艳雄峻之奇葩。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既是对“差不多先生”慵懒浑噩的抨击,同时也在警示国人——如若人人“都学他的榜样”,“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李大钊的《“中日亲善”》,不足百字,开门见山,五个“日本的……,和中国的……亲善”,直接戳穿了“中日亲善”嘴脸。再如,蒋子龙的《中国“狗热”》,毫不讳言地就国人(上世纪80年代)时兴养狗、赛狗、炒狗价、吃狗肉、开办狗美容所和医院、给狗建户口卡,以及贫富人家都养狗等现象,进行了“狗性需要人性调教”“有人以狗为荣,以狗显富,以狗欺人”“他们是狗仗人势,我只好来个‘人仗狗势’”的多角度抨
击。
《中国杂文大观》不仅向读者展示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杂文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揭示、剖析了不同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等时代现象。鲁迅曾说,杂文“有着时代的眉目”,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今天我们读《中国杂文大观》,读孔子的《论语》、庄子的《逍遥游》、荀子的《劝学》、韩愈的《师说》、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既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个社会“时代的眉目”,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镜鉴和反思。就像胡风的《鲁迅还在活着》、夏衍的《论恭维》、郭小川的《论“听话”》、唐弢的《“言论先生”》、秦牧的《蛇与庄稼》、邵燕祥的《“为官容易读书难”》、柏杨的《酱缸国医生和病人》、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萧乾的《这十年》等等,都是对当时某种社会问题进行的深度思考,乃至严肃抨击。
有人说杂文是纯粹的批评、批判性武器。此话并不完全。杂文除了具有“匕首”“投枪”作用,同时还是“号角”“旗帜”,它唤醒人们的灵魂良知、思想信念、精神斗志;既针砭时弊、抨击阴暗,更激浊扬清、融情于理。梁衡先生说:“无论写杂文还是读杂文,其实都是在写思想,读思想,或忧国忧民,或感时伤世,扶正祛邪,探微知著。在杂文世界里没有装模作样,没有浅吟低唱,没有乍喜,没有闲愁。”换言之,杂文就是一副“清醒剂”,让人知黑白、明是非、辨丑恶,让人守规则、懂敬畏、敢担当。杂文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性、艺术性、战斗性,其诙谐幽默、敢怒敢言、褒贬分明、杂而精准之特点,不但深深植根于文坛,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作用尤其显著。
如今,许多报刊辟有杂文、随笔等专版专栏,明是非、辨丑恶、敢立言、有担当的杂文时常见诸媒体。闲时读读这样的杂文、随笔,或许能让我们读出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对社会问题认识也更理性、更客观、更明智。
张栓柱/文
杂文的文化与社会批评作用
——《中国杂文大观》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