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唤女婿，就是不让外孙子去，气得外孙子门旮旯后头生大气。”春节将至，我回了趟老家，又听到这段儿时常听到的、带有亲昵嬉闹的民谣，便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年唱戏的日子。
　　山里人，早就有搭台子唱戏的习俗。儿时的记忆里，西胡林村、沿河城、燕家台村，都有固定的戏台子。我印象最深的，看戏最多的，还是东斋堂城门外的那座戏台子。它，尽管没有京城戏园子里的豪华气派，在我心目中亦算是极富品位的了。于是，特意到东斋堂的戏台子前转了一圈儿。
　　东斋堂的戏台子位于古城外的大街旁边，坐南朝北，台前是一片宽阔空旷的场地。寻常时候，它只是个古朴的建筑物，过路人匆匆，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唱戏的日子，它却像个偌大的磁场，成为令人心醉的地方。
　　戏台的西南侧，是古城墙断壁残垣处的一片空场，人们在此约定俗成为自发的集市，每逢赶集的日子，小吃、百货、农耕器具、牲畜交易，应有尽有。唱戏的日子，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幼纷至沓来，乘机将自家的牲畜、山货和农产品拿来换卖。然后心满意足地看戏。他们事办了，戏看了，打兔子搂草，啥都不耽误！
　　戏台子前沿儿，挂着紫红色的幕布，两根粗大的圆柱，支撑着略显沉重的屋顶。台幕一般不拉到尽头，左侧留有一隙空地，是剧团负责人查看场情，处置台事的地方。右侧是乐队的位置，文戏为管弦，武戏多锣鼓，又称“文武场”。戏台上有一道隔墙，前台表演，后台是演员化妆休息之处。界墙两侧，各有一道挂着布帘的门，为演员出入场之用。
　　戏台的圆柱上，涂就了光净锃亮的红漆，有的上书“世事总是空何必以空为实事，人情都是戏不妨将戏作真情”；有的写着“演悲合离欢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柱联与戏贴切相关，充满了深沉浓郁的文化古韵，真个是人在戏剧中，戏在生活里，使人深悟戏如人生的百味杂陈！
　　每逢过大年，斋堂川中都洋溢着唱戏的气息。山里人唱的大都是“山梆子”，它类似于河北梆子，声调却更为雄浑高亢，颇有秦腔之风。每个会唱戏的村子，都有两三个好手，代代相传，戏便不断唱下去。大的村坊自成剧团，能演整出的古装戏；小村子唱不了大戏，便演些折子戏；实在凑不够人手的村子，只好请外村人来唱或是去邻村看戏。总之，过年不能没戏，戏瘾总是要过的！
　　挂上大幕的戏台子，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仿佛幕后藏着无尽的玄机。司鼓的清脆，预示着戏之开场。赶集的人们慌忙收拾心思，归拢物件，戏台子顿成光彩照人之地。一声“咦呀”的叫板，那些披红挂绿的“角儿”们，踩着鼓点、扭着身段、迈着台步相继而出，人们立时凝心聚目。一阵阵莺歌燕舞，一片片长袖翻飞，一个个靓丽造型，戏迷们送出振聋发聩的叫好声。随着戏台上剧情更迭变换，台下人亦充满悲喜愁欢。戏台子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甭管唱戏人平时表现如何，然而戏里的情感无虚，戏是干净的！
　　人们常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意指演戏人的忘我和看戏人的专注。唱戏是股精气神儿，有的人平时病歪歪的，只要扮上角儿，立马精神焕发。有的人六七十岁了，脸上皱纹纵横，上得台来亦扮得粉面桃花。有的人平时不善言语，到了戏台上，竟也能活蹦乱跳地折腾一番。尽管唱戏的都是同乡同村人，一经涂抹妆扮，竟然猜不准角儿是何人！
　　我们村原有一个颇有名气的音乐班，由于传承乏力，乐班便慢慢散摊了。村里喜欢唱戏的人很多，却怎么也整不成一台戏，总是到东斋堂的戏台下过眼瘾。我年幼时不懂戏文，却喜欢看戏，几乎逢场必到，因为戏台上演绎着我心目中的故事！看人唱戏，心里却总在想，村里多咱能有自个儿的戏呀？
　　渐渐地，被戏揪着心思的村里人不甘寂寞，也开始撺腾起剧团来。冬闲时节，喜欢演戏的人，每晚都凑到村子的北庙里，在汽灯下兴致勃勃地排练，把庙院中的旧房改成戏台，逢年过节竟亦成戏场。1958年，在北京大学下放干部的帮助下，村人引水发电，盖起了一座可容纳400余人的礼堂，演起了村人自己的戏！
　　有了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京剧院、中国木偶剧团、中国戏曲研究院等，诸多剧团接踵而至，在大礼堂里演出。著名编剧马少波，将其创作的话剧《演兵场上》交给村人排演。北京京剧三团来村体验生活达半年之久。劳动之余，他们经常为村民演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光、刘长瑜、高玉倩等人，与村人结下深情厚谊。
　　如今，山里的许多村子，都拥有了规模功能俱佳的大礼堂。但是，唱戏的村子少了，唱戏的人少了，昔日戏台子的盛况不见了。东斋堂城门外红火的戏台子，早已闲置街旁，两根台柱苍白斑驳，台面像副张嘴哀唱的空壳，犹如老态龙钟的年迈人，显得孤寂凄凉。我问戏台前闲坐的老人，这戏台还演戏么？他们摇摇头“现在，谁还在这上头唱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