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张景庆先生是2001年我在区档案史志局（馆）工作期间，老人是来查阅档案史料。当得知他是来自云南省德宏州的芒市，为家乡上苇甸村编纂一部类似村志的史书专程而来时，我不禁肃然起敬。当时，区档案史志局（馆）设在新桥大街区政府大院内，当我得知张老到时，便邀请老先生吃了个便饭。
　　吃饭时，与张老聊起了当年往事，祖居上苇甸村。他说，他们张家是从山西移民过来的，距今至少有200年了。我对山西移民至门头沟深山一直存疑，问其以何为证？张老的理由是：上苇甸村后街东头张家祖坟挖出过一块青砖，当年青砖烧制有刻字，上面有“雍正十一年”的字样，由此可见上苇甸村老张家早在1733年之前，就在上苇甸村安家落户了。
　　据张老介绍，上苇甸村张家辈辈相传，张家老坟是攒过坟地的，所谓攒坟就是家族一致认定坟地是好风水，是风水宝地。几代人过后，坟地承载不下去了，需要另择风水宝地。于是，在全族人无异议的情况下，将祖先遗骸出土，集中一处，在新选的坟址最上端埋下，然后依照辈分再往后面打墓。张老讲，当下张氏支系已经埋到最下端了，从攒坟到今天已经又是7代人了。
　　张老生于1927年，在2001年，刚刚迈过73岁的“坎”。老人中等身材，看上去身体很结实。我问他，这次回来是不是叶落归根，就在家乡养老了。他摇摇头，表示20多岁就去了云南，现在家乡过冬天身体已经不能适应了。他说，在云南，一件秋衣就能过冬，在老家可不行，身子骨受不了。他告诉我，这趟回到门头沟，就是打算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编一本志书，生于斯长于斯，在家乡生活了20年，对家乡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张老治学严谨，尽管耳闻目睹，还需要历史资料佐证。
　　20世纪初，上苇甸村民虽不富裕，却也生活安定。张景庆的父亲当年是乡村文化人，以私塾先生为业。张景庆耳濡目染，近水楼台，自然识文断字，但是父亲并不以为然，依然送张景庆到村外学校深造，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景庆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烽烟四起，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父亲失业，祖母因动乱撒手人寰，他家经济状况急转直下，14岁时，张景庆迫不得已进京学徒。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欺凌，一气之下，他跑到门头沟北坡六合窑背煤，又到日本人开的宏顺窑下井。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回到解放区的上苇甸村，他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村政权工作。194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在村里当财粮委员，不久加入地方武装，成为昌宛县二区区小队的队员。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调入县政府当文书。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近郊，作为老区的青年干部，他被抽调到良乡参加接管北平城的集中培训。当北平军事接管结束，北平政权进入正常运转后，人民解放军成立了西南服务团，张景庆成为挺进大西南的革命干部。大军挥师南下，张景庆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在州财贸部门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直到1986年离职休养。在回家乡上苇甸村探亲时，与乡亲们回顾往事，萌生了为家乡写志书的愿望。
　　我不禁感叹，像张老这样的人生经历，不说是绝无仅有，在门头沟的山沟沟里应当也是不多见的。哪知道，他却说与他同时代有类似经历的大有人在。他说：“就从上苇甸村这条沟出去的就有上百人，他举例：禅房村的王岱，1943年参加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0年，入朝作战已经是团政委，回国后转业到安徽省商业厅；禅房村刘长巨，抗战时期入伍参加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是师政治部主任，后来转业到开滦煤矿；上苇甸村张殿生，抗战时期参加地方武装，1948年随大军南下，先在湖南，后调任江西，离休时在江西省物资局任职；炭厂村李秀峰，1943年，从琅洞村入伍参加八路军，后随部队南下，在安徽转业到省政法系统任职；禅房村李万孝由部队转业到内蒙古；上苇甸乡张子珍，转业到山西省；炭厂村李万丰，转业后到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作。小小的上苇甸乡，人口不过几千人，出去的就有几百人。走出去的人，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然，若论离家最远的，除了新疆、西藏，再有就是张景庆所在的祖国西南边陲德宏州。以前交通不便时，公路、铁路来回折腾，从工作单位到京西门头沟，差不多小一万里了。”我点头说：“我20世纪70年代去上苇甸乡搞外调，从城子坐火车到丁家滩下车，然后又步行了15里山路，直到中午12点才到了上苇甸村政府。当天赶不上火车，回不去，还要在上苇甸乡政府住一宿。”
　　老人感叹，虽然回家的路很遥远，但游子思乡之情，万里难以阻断。50多年里，他或者借来京开会公差，或者探亲，或者自费省亲，总之回到上苇甸村达16次之多。离休后，他不愿意无所事事，参与了德宏州的志书编纂工作，还著书立说，出版了《古今中缅边境贸易》。与老人分别1年后，我收到了由他编著的《山乡苇甸》一书。前封有德宏州老干部局局长谢大堂为他写的新书贺辞：张景庆同志辛劳一生，到古稀之年还在文坛耕耘，著书立说，令人钦佩。作为门头沟区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我从《山乡苇甸》中得到了至少三个问题的答案，印证了门头沟区战争年代的几个史实或事件。
　　第一，苇甸沟一带为什么可以成为平西根据地挺进平津的前沿阵地？为什么能够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昌宛县佐公署机构的驻地？上苇甸、炭厂等村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堡垒村？
　　张景庆的答案：地理环境优越，地质构造有利于与敌“捉迷藏”；“土八路”之所以在游击战中屡屡处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了解本地自然环境的“土”，利用有利于自己活动的地质、地理资源。与敌人周旋，坚持与敌人开展长期斗争。
　　抗战全面爆发时，张老正是少年时，他生活在上苇甸乡，耳闻目睹，深谙抗日民众与敌人斗争的门道。张老特别提到，上苇甸乡砂岩面积很大，在砂岩中最易人工挖洞。从上苇甸村后街顺河沟东走，约出去1公里左右，可见北山岩下有一个人工挖出的洞群。这一段河沟的名字叫洞儿沟，就是由此得名。洞儿沟距村民聚落不足1公里，沙土洞群至今已经有200年左右的历史。洞群中有左洞两三个，右洞一个，还有中洞，中洞有两层，村民习惯称它是“鹞子翻身”。洞前有一排杨树。遮挡住洞群，人们不走到洞前看不到洞口。这片沙土洞群，在战争年代曾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环境紧张时，为躲避敌人袭击，有些老弱病残的村民就在这里过夜，神不知鬼不觉，晚间，八路军从前方搞到的粮食或其他军用物资，也存放在这一洞群之内。从1938年到1948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0年战斗历程，这些洞群从未中断过为革命储粮存物，也从未发生过遗失、哄抢或被敌人发现造成损失等情况。
　　上苇甸乡靠山的一些住户，在房后也挖了不少小洞，敌人扫荡时，人藏入洞内，洞口用柴草一挡，敌人很难发现。也有的人家用这类小山洞藏物品、粮食，将洞口封死保管，很少被敌人发现过。
　　上苇甸村有一座“救命横桥”。200多年前，张姓家族在上苇甸村后街定居，过了两三代后，人口增多，房子不够住。从北山流下来的一条小溪，又占用了宅院旁边很大一片土地。先祖为了节约土地，就在小溪的两边砌起1米多高的石墙，用近2米长的大石条将小溪盖了起来，有20多米长，形成一座横桥，横桥上边将土填平，盖上一片住房。人们在路上走，如果不特别注意，一般发现不了这条暗沟，或者说是涵洞。暗沟的中间略有弯度，两边直观不透亮，有人从一边的暗沟口走过去，不用另点火照明，当走到较为黑暗处时，没有几步就又能见到对面出口的光亮了，村里人祖祖辈辈将这个暗沟的上下沟口叫“桥底下”。日本鬼子几次包围上苇甸村，村里跑不出去的人就跳在沟里，钻进暗沟。在最险恶的时刻，凡钻进这条暗沟的人都平安地躲过了日本鬼子的祸害。
　　有一个地方也是沟，它的名字起得很美，称：“蜜泉”。它的沟口很窄，沟两边的灌木一遮盖，只见小溪流水不见路径。此路不是出村的正路，走的人很少，外地人就更认不出这条路能走进另一个村庄。这座南山，就像蜜泉村的一个照壁，站在这个照壁上，往南望去，很开阔，只要在这个照壁上放一个岗哨，若有敌人来，很远就能看见。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秘密电台一度就架在这个村内进行收发报活动。因为，蜜泉村地理环境适宜隐蔽，党的工作人员白天在上苇甸村一带活动，夜晚走上几里路，就在蜜泉秘密驻扎。
　　第二，抗战时期，在门头沟区境内产生了数个由中共领导的县级抗战民主政权，有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昌宛县抗日民主政府，还有昌宛房、昌宛怀等县级政权。其中，昌宛县县佐公署政权活跃在永定河北广大地区，这在今天北京市昌平区、延庆区以及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边城等地党史中多有提及。最为著名的县佐是太子墓人彭城，后来县佐公署扩大为昌宛怀联合县，彭城出任第一任县长。但是，县佐公署的驻地在哪儿一直说不清楚。
　　张景庆著文说，昌宛县县佐公署是在炭厂村成立的。据当年的县佐彭城回忆，地委书记李德仲、军分区司令员肖文玖率领主力部队一个连来到炭厂村，向老百姓宣示：八路军主力回来了。现在想来，这就是为县佐公署的成立站脚助威，也是县佐公署成立的一个宣示方式。
　　当年，昌宛县佐公署成立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主要活动在永定河以北、妙峰山一带。妙峰山麓的东侧是今天海淀区域，妙峰山以北是今天雁翅镇田庄村、淤白村以及昌平区的高崖口村等地。因为是游击战争时期，党的工作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办公地点，但其主要办公机构如：公安局、粮食局、财政局等经考证得知，均设在淤泥坑、白瀑岭（今淤白村）一带，翻过淤白村南面的山就是苇甸沟的上苇甸村、炭厂村，故炭厂村就是县佐机关所在地。由于炭厂村、蜜泉村便于隐蔽，平西情报站的电台即设置其附近，一些重要军事物资包括公粮等也隐蔽在这里。特别是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所属的妙峰山情报交通站的秘密驻地就在炭厂村。
　　第三，苇甸沟是昌宛县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属地，群众基础好，村村建有党的基层组织和骨干武装力量。张景庆明确讲，抗战前上苇甸村有400多户人家。村民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高山环抱的盆地里，历来憨厚老实，讲究团结互助，随着社会的发展，有阶级分化的情况，但不甚突出。日本侵略中国后，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里组织人民抗日斗争，人们认定了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一心抗战到底。特别是上苇甸村，抗战8年里被日本鬼子扫荡烧杀抢掠13次，杀害22人，烧死11人，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屈服，没有出一个汉奸。由于上苇甸地区人民的坚决斗争，加上对日寇不利的地理地形，日本鬼子只有扫荡和围剿，却从来没有胆量在这里长期驻扎。3年解放战争，国民党部队也没敢进驻村里。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山前所筹集的粮食，都送到上苇甸沟几个村保管；我军在前山抓到的可疑分子也都是带到上苇甸乡来审查。妙峰山情报交通站在上苇甸乡及附近村落的常住人员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党的敌工人员进山后的第一站就是上苇甸村。上苇甸乡的青壮年除参军者外，在家乡担负的战勤任务非常多、非常重。他们配合游击队埋地雷，协同作战，同样出生入死。他们配合党政工作人员在山前开展工作，一出去就是十几天，把家里的农活留给妇女和老人。有的村民为党做秘密交通员工作，宁可豁出性命，也要严守党的秘密。党政工作人员的家属、孩子从敌战区转移到上苇甸村，在老乡家吃住，老乡不取分文。
　　由于上苇甸地区的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共产党，积极参与抗日斗争，使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在北京解放以后的京郊一带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知名度。长期在这里工作过的崔乐春同志总结说，上苇甸村一带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一块坚如磐石的阵地，对抗日战争做出过特有的贡献。
　　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哪里艰苦哪里扎根。谈吐低调的张景庆老人不时地发出感叹：“上苇甸人刚强啊！”而他自己又何尝不也是值得门头沟人为之骄傲的、令人景仰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