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春,魏国元和庞勉在青白口村合影

作者马淑琴向青白口村党支部赠送《北京文学》

出席《魏国元和他的兄弟》研讨会人员合影
(接第1908期)
首任宛平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193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1938年元旦过后,平西百里山川被大雪覆盖,巍巍群山如银龙横空出世。苏梅、魏国元根据聂荣臻司令员的指令,带领平西游击支队到阜平整训,并汇报平西工作。
事先没跟家里人说,天没亮魏国元就从家出来了。妻子庞勉醒来发现人没了,丈夫盖的毯子也没了,赶紧出门喊魏国元的大儿子。“亚新,亚新!”12岁的亚新闻声从屋里出来,问庞勉:“娘,有事吗?”自从魏国元娶了庞勉,孩子们管生母叫妈,叫庞勉“娘”。“赶紧去找你爸,看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千万别扔下咱们不管了。”说完就进屋看孩子去了。亚新立即到街上寻父。他直奔驻部队的魏元明家,远远就看到一队人已在门口集合,正在报数。亚新跑过去,发现父亲魏国元站在队伍的前头,身上斜背着一个包袱。亚新使劲抓住父亲的衣裳:“爸,你别走,娘叫你回去呢。”魏国元解下包袱,原来是那条毯子,他把毯子交给亚新,摸着亚新的头说:“先把这个交给你娘,我一会儿就回去。”亚新回到家,把毯子交给庞勉,庞勉接过毯子,抱着毯子哭了。
出发前接到通知,说美国朋友斯诺亲自开车把支援的物资送到了西山脚下,即刻派人去迎接,刘杰派王恒前去接应。王恒到雁翅,从交通员小郭手里接过两头驮着物资的毛驴儿,赶到青白口,卸下两垛子物资,和刘杰一起清点。其中有一部电台,两支左轮手枪,一台油印机,其余是药品,都随队运到了阜平。
阜平,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聂荣臻司令员第一时间约谈苏梅和魏国元。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两个人的汇报,不时插话发问,还时而带着思索的神情看看墙上的地图。司令员连连夸他们工作做得好,然后郑重地问:“现在要把主力开到平西去,能不能站住脚?”苏梅先看了一眼魏国元,两人迅速交换了眼神,然后一致回答:“能!”“好!就派主力开到平西去!”聂荣臻司令员斩钉截铁。
开赴平西的是曾经的红军一团,现晋察冀军区独立师第三大队,称邓华支队。随军干部团队很快部署完备。苏梅任邓华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陈群任支队下属一个团的副团长,魏国元任宛平县委书记,并任即将建立的宛平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对其他有关职务,也都做了相应的安排。
斋堂,为平西古镇,城北的白铁山上有唐代贞观年间建成的灵岳寺,后在清水河畔的山川逐渐形成吃斋讲经的场所——斋堂。1938年2月9日,晋察冀军区独立师邓华政委率独立师第三大队从涞源出发,出紫荆关沿长城东北行进,经涞水县的板城、野三坡进入平西斋堂川。标有“西斋堂里”的苍凉古城门洞走来一支打着绑腿,穿灰色军装的队伍,魏国元在这支队伍中打头阵。
司令部住进西斋堂的聂家大院。魏国元向邓华政委介绍了平西地方武装的情况,邓华政委听说李文斌的保家救国团打了胜仗,高兴地说:“平西有这么好的抗日武装,难得呀。这是我们能够站住脚的基础。我们要尽力支持和保护他们!”于是,邓华政委亲自安排,魏国元找来贾兰波的弟弟贾立志,赶着几头毛驴儿,驮上一些物资,专门送到安家庄李文斌的团部和青白口宫长海的队部。
平西的战略地位直接威胁伪华北自治区首府北平和伪蒙疆首府张家口,以及两大交通命脉——平绥、平汉铁路。连绵的群山,广阔的山场既是抗日的游击战场,又是后方基地。邓华率主力进入平西后,为巩固和发展平西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团结进步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反动的顽固派,一方面抓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3月25日,春阳高照,东斋堂万源裕这座曾经的山村商号挂上了一块非同寻常的牌子: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邓华等首长出席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仪式。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北平郊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对于平西抗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魏国元出任第一任县长兼县委书记。苏梅在《平西根据地的初创与魏国元同志》文中记述:“我记得魏国元当时穿了一件绸大褂,精神得很。一件绸大褂,反映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舒畅、高兴。”今天的魏国元不再是潜伏地下的斗士,而是全身心沐浴在阳光下的共产党抗日政府的县长,感到从没有过的自豪和敞亮。看到大门口公开挂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斋堂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魏国元对前来祝贺的群众说:“现在,咱们有了自己的政权,再也不用受窝囊气了!”
继魏国元多次请谭天元出面共同抗日遭拒受挫,邓华支队到斋堂后,也多次找谭天元,希望他出来工作,共同抗日。他仍拒不接受,并鼓动民团暴动,八路军迅速将民团包围缴械后改编。谭天元见大势已去,逃跑时被抓。
魏国元深知抗日武装的重要性,首先把七、八区的地方武装统编成县大队,称为平西游击自卫支队。邓华支队政治部任命魏国元为支队长,陈群为副支队长。沿河城的武装被编为平西游击自卫支队第九大队。师永林担任了县委委员,师守琪、钟洪贵为九大队党代表,张忠信为大队长。这时的索振勇和师永林,从佛岩村的山洞里取出当年藏的103支枪,堂堂正正地送到了地处斋堂的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郑重地交给了县长兼游击支队长魏国元。至此,沿河城深山造枪的历史画上了悲壮并圆满的句号。
4月8日,清水狭长的河滩上,排满了部队官兵。邓华政委宣布:部队扩编为晋察冀第六支队(后称邓支队),下辖二团和三团。李文斌的“保家救国团”成立后,不仅对抗击日本侵略者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和其他抗日武装紧密配合,消灭了曾半路劫持活埋北平进步学生的吕清海等汉奸土匪武装,保护了地区群众,也为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进入平西奠定了基础。魏国元对李文斌和保家救国团的情况了如指掌,苏梅和陈群,甚至邓华,又通过魏国元了解了李文斌的抗日立场和人性及威望。一致认为改编李文斌的队伍,对打击投靠日伪的反动武装,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重大意义,势在必行。
永定河边暖意的春风里,魏国臣站在安家庄村口等人。一个头戴旧毡帽,身穿青色薄棉袄的男子从西边走过来,魏国臣跑上去迎接,径直带到李文斌团部。
这个中等身材,一张圆脸的人正是陈群。他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担任团长、副师长,不仅智慧果敢,还有一种内在的,无可抗拒的亲和力。李文斌闻声出门,拱手相迎。陈群上前,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李文斌的手。李文斌感到陈群的手粗壮有力,跟庄稼人没两样儿,特别还让他觉得陈群握手不只是点到为止的礼节,而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兄弟般真诚与热情的传递。李文斌从小炕桌上拿起一包纸烟,抽出一支递给陈群,并帮他点上,自己从腰里抽出烟杆儿,点上他的旱烟。落座后,陈群说:“我来平西这段时间,早闻文斌兄大名,英雄豪气如雷贯耳,今天终得一见。”陈群不着急表达来意,而是不紧不慢地聊闲篇儿。就在两个人的愿望碰出火花儿时,陈群瞅准火候儿,提出改编李文斌保家救国团,两家变一家,共同抗日的提议。李文斌没觉得突然,一是因为魏国臣、贾兰波他们早就给他下过毛毛雨,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感受,他感受到这些人是真正的朋友,是好人,有本事,能成事儿。李文斌想,我拉队伍是为了打日本,人家也是为抗日,队伍走到今天,若没这些朋友的帮衬,还不知会怎样呢?于是,李文斌站起来说:“水流千遭归大海,早晚会有这一天儿,虽说我无党无派,但我愿上你们这条船!”陈群、魏国臣、李文斌,三双大手握在了一起。
陈群在安家庄李文斌队部住了三天,做熟了一锅饭,这锅饭做得正是火候儿。陈群离村时,应李文斌请求,留下一套八路军的灰布军装,作为改编的军服样品。
四月的一天,李文斌和他的部下郑重地换上了八路军灰布军服,李文斌骑上他家那头大黑驴,带着500多人的队伍一路向西,到斋堂接受改编。
李文斌的队伍改编为八路军平西游击第一总队,属八路军六支队领导。李文彬被任命为平西游击第一总队总队长,陈群为副总队长,李向之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卫生队:一中队队长魏国臣,指导员张又新;二中队长贾兰波,张玉亮调司令部当参谋;三中队长陈仲三;魏国杰任卫生队长,彭城任总务。至此,这支自发的地方抗日队伍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改编以后,李文斌总队和主力部队一起,攻打了三家店火车站,捣毁了敌人的警察所。5月中旬,又随六支队挺进到平绥线打击敌人,并取得显著战果。
邓华支队到平西后,相继建立了宛平县、房涞涿、宣涿怀三个联合县的抗日民主政权。4月底,由国民抗日军改编的八路军五支队接防平西,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5月8日,五支队组建了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房涞涿因此改为涞涿联合县。并从第五支队抽出三个干部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们分别是焦若愚、杜伯华、佟旭野,加上原来的魏国元,共为平西初创时期的四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在四个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对内称中共宛平中心县委,领导四个县的党政工作。原北平市委的干部李金亭担任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宛平中心县委书记。
回忆这段经历,苏梅同志在《平西根据地的初创与魏国元同志》的忆文中说:“我认为平西地下党在这里做了长期的艰苦的发展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武装,所以1938年春天主力部队进驻平西较之顺利,并很快地建立起抗日革命根据地。魏国元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种一点一滴啃硬骨头精神和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我们党正是需要这样的干部。”
平息“大村事变”,送部队开赴冀东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38年4月中旬,宛平县发生“大村事变”;5月,宣涿怀发生“矾桑事变”;6月4日,涞涿联合县发生“紫石口事变”,平西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抗战的天空飘着几块随时酿成祸雨的乌云。
魏国元边工作边向从五支队前来担任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宛平中心县委书记的李金亭介绍情况,使他尽快熟悉工作,以便顺利筹备成立平西地委,即宛平中心县委。在火与血的拼杀较量中,宛平中心县委成立了,又成立了七、八两个区的区委。4月中旬,任命宋恩庆为七区区委书记,派宋恩庆和邓华支队宣传科长夏侯斌等同志一同去七区开展工作。宋恩庆等先到大村、镇边城,然后在马刨泉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会议热烈之时,会场开始骚动,突然有人喊:“大村事变了!”
邓华支队到斋堂后,非常重视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认真处理好与宛平七、八区地方武装的关系。为此,军政领导多次与原七、八区地方势力代表人物谭天元、平兆斌等接触,商讨共同抗日救国事宜,均遭拒绝。谭天元企图暴动逃跑时被扣押。对于七区平兆斌,更是仁至义尽,先派人以乡亲身份与其商谈,遭拒后,宛平县长魏国元亲自出马相邀,平兆斌以“家里脱不开”为由不合作。最后,邓华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苏梅与之长谈,安排职务,并提出派人帮助工作。平兆斌假意应允,暗中对抗。他派人到紫荆关侦察八路军实力,妄图消灭邓华支队。接着召开秘密会议,诋毁共产党和八路军是搞赤化,共产共妻。煽动说;“咱们六个村的人要马上动员起来,再和昌平自卫团联合起来,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大。”
4月上旬,沿河城的县第九大队人员到斋堂集训,只留几个看家的。一天夜里,平兆斌组织200余人到沿河城抢了宛平县大队的300多支枪。枪放在师永林家,县大队派王学山看守。而王学山是个可耻的叛徒,他和王学武把藏枪的地方和数量转告平兆斌,为保护自己,王学山还要求抢枪时把他绑起来。师永林从窗户跳出,迅速找到王学善和李天佑,扛着两挺机枪到下角楼城墙处,用火力追击,但追不上了。枪抢到手,平兆斌宣布断绝永定河南北的联系,任何人不准来往,并严密把守要道。他强行要求各村出人出枪,软硬兼施,组成了17个村2000余人的反叛队伍,布防了两条线,并公开喊出了“反对共产党,赶走八路军,打倒魏国元,释放谭体仁”的口号。
此时,永定河刚开河不久,水深流急,并夹杂着冰块儿。被困在横岭的宋恩庆心急如焚,硬是闯过了河。到了青白口,他立即给魏国元打电话,汇报了一路所见的平兆斌布防情况,请求出兵解决“大村事变”。魏国元火速与邓华支队取得联系,派沿河城第九大队参与行动,并由田庄等村为八路军带路,奔袭大村。
4月底的一天,大部队兵分两路向叛区进发,南路由原红军李湘营长带领,从塔岭沟直抵青白口和傅家台,西北路由八路军一个营和宛平县九大队的百余人组成,从沿河城方向进攻。战斗先在沿河城打响,大队长张忠信和中队长师守琪人地皆熟,他们率领队伍用山里人攀山如履平地的功夫和不畏艰险的气概,从沿河城绕过两座大山,攀上悬崖峭壁,天兵般地到了向阳口的臊狐庵最高峰,居高临下,压向西北线叛军阵地,先打垮了峡口守敌,为部队打开了进攻通道。战斗很激烈,但考虑到叛军中多数是受蒙蔽和被迫的百姓,因此,尽管枪声大作,可子弹有眼,只是打伤一些人。对此,叛逆中的多数人也心中有数。战斗正在进行,叛军领队叫嚷:“八路军抄了咱们的后路,快撤!快去报告!”叛军阵地大乱,纷纷逃窜。夜间一点左右,山神庙、太子墓、芹峪口方向也打响了。战斗激烈进行时,现场指挥的平兆斌预感到失败,跑回大村,带上老婆孩子逃到老峪沟去了。头目逃走,叛军处处挨打,天亮时,各自逃回家。
仅一天时间,军民紧密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平息了“大村事变”,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开辟巩固平西根据地,挺进冀东奠定了基础。
平兆斌在老峪沟过了一夜,后逃到北平,以做小买卖为掩护当敌寇特务。日本投降后,又任国民党还乡团七大队队长,带领还乡队扫荡多个村庄,破坏土改,反攻倒算,杀害干部和村民,抢掠物资,罪大恶极。1949年7月被捕,1950年底被依法判处死刑。
1938年5月底,宋时轮率雁北支队从河北蔚县的桃花堡进入平西,在斋堂西的杜家庄与邓华支队会师。5月底,为支援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配合冀东农村武装暴动,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邓华支队和120师的宋时轮支队合编为第四纵队。邓支队的二、三团分别改编为31和33大队。李文斌领导的平西游击第一总队改为33大队一营,李文斌任营长。整编后的李文斌部将跟随大部队挺进冀东。
1938年5月底开始,八路军四纵队指战员5000余人浩浩荡荡,由平西出发,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6月8日,31和33大队在四纵队政委邓华带领下集结在青白口村,准备渡过永定河去支援冀东。
魏国元领导的宛平抗日民主政府,为部队出发做了充分准备。青白口村党组织积极行动,魏国相和李思聪找来造船巧匠魏国强,修理和新造了渡河船只,驾船经验丰富的魏国珠一边指挥船队,一边带头喊着号子:“打日本呐,救中国呀!军民一心为抗战呀!”船上的战士和岸上的百姓一起喊,号子声声,激荡着永定河水,也激荡着军民的心,很多人热泪盈眶。
听说部队即将出发,县、区、村干部和岸边村民百余人拥到渡口送行。
魏国元送走了邓华支队,送走了苏梅和陈群,送走了李文斌总队,送走了国杰、国臣两个一奶同胞的亲兄弟,送走了所有挺进冀东的乡亲和战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壮。
1938年6月,受组织委派,魏国元离开宛平,前往宣(宣化)涿(涿鹿)怀(怀来)联合县任县长。焦若愚同志接任宛平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职务,并把焦土的名字改成了焦若愚。事后,他在平西根据地抗战史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当兵、当科长时叫焦土,人家说笑话,说宛平地区可怜这一片焦土,被敌人烧得差不多了。当县长时,把名字改成了焦若愚。”魏国元上任时,正值宣涿怀地区发生“矾桑事件”不久,沦为汉奸的怀来联庄队长董九吉于1938年5月10日夜带领原桑园联庄会人员,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抓捕八路军干部18人,杀害3人,将15人押送到日军在怀来的炮楼。这15名干部在越狱中大部分牺牲。魏国元带着妻儿,义无反顾地走上这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工作岗位。为深入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魏国元和县委书记赵振中、组织部长车夫等领导分头下到最基层开展工作,调动和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恢复再建根据地。
魏国元不分昼夜忙于工作,妻子庞勉也投入到妇女工作中,把小儿子托送到百姓家中照料。不料,那家夫妇打架,误伤孩子致死。悲痛至极的母亲庞勉想去问问情况,被魏国元制止。他对妻子说:“现在反动势力很猖狂,我们党开展工作很不容易,老乡冒着生命危险给咱看孩子,对孩子很好,这是意外,他们已经很后悔了,咱们不能再去追究,要考虑到干群关系,考虑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于是,夫妻二人强忍悲痛,继续投入抗战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恢复再建工作,宣涿怀联合县形成了团结对敌,共同抗日的局面。(未完待续)——摘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