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城内守备府大门

沿河城西门外

门头沟长城文化展览馆大炮模型

督建沿河城的张卤雕塑

吕秀玉
　　地处京西门头沟深山峡谷的沿河城，是一座距今保存完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迄今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石头城，因此有“华北第一城”的美誉。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城堡散发出的历史气息与奔腾不息的永定河相映成辉，成为京西山水中独具魅力的文旅胜地。
　　祖先当年为何要在这偏乡僻壤耗费如此人力、物力，建造一座如此规模的石头城堡？它的建造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它的作用与意义又何在？据史料记载，沿河城建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属于明长城的一部分，是内长城沿线重要的军事指挥枢纽，北通居庸关，南达紫荆关，属紫荆关所辖。毫无疑问，沿河城的建造属国防需要。
　　因为是国防工程，沿河城的建造十分坚固，除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为砖石结构外，城墙全部就地取材，用大块不规则山石砌成，部分石料还留有打磨的痕迹。半圆形的城堡东西长一里余，南北约半里。依山就势，建在紧临永定河的巨大峡谷里，峡谷两侧峰峦叠嶂，谷中碧水长流。
　　探究沿河城的历史，自然要上溯到明代，此前这里是一个金代成村，名叫“三岔村”的古老村落。城堡建成后，顺理成章被称作沿河城，具体到为何要选在这里建城，确实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准确地说，这关系着明朝的江山社稷，意义非同一般。
　　话说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朝，定都南京。当时，他派四儿子朱棣镇守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史上有名的“燕王扫北”说的就是他。本来朱棣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藩王，守护着北京的门户，忠心护卫朱家的江山。但在朱元璋死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长孙朱允炆继位后，难免心虚，生怕他的叔父们不服出来造反，于是不断削减各藩王的军队。浴血奋战打江山的藩王朱棣，本就心有微词，“消藩”的行为无疑更激怒了燕王，面对侄子疑似要赶尽杀绝的困境，最终揭竿而起。“消藩”的结果就是，建文帝落得事与愿违，招致政权毁灭，朱棣以“靖难”为名一路杀回南京，火烧明皇宫，成功夺取皇权。
　　称帝后的朱棣却不愿继续在南京做皇帝，执意要迁都北京。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不喜欢江南的潮湿闷热和微山秀水，这在他的诗中可见一斑：“……都说江南好，不及北国川。”他多年生活在北方，喜欢北方气势磅礴的山川大河，四季分明的干燥季风气候；更重要的是，日益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大明王朝最大的威胁。他们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在广袤的蒙古高原纵横驰骋，如同一阵飓风来无影去无踪。都说草原美，除了牛羊什么也没有，没有农业、没有手工业，粮食、日用品从哪里来？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掠夺，于是边关狼烟四起，烽火不断，边患日益严重，北方告急。
　　朱家父子浴血奋战打下的天下，怎么能拱手让给别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防守，当年曾镇守北方的藩王、如今的永乐大帝朱棣当然知道蒙古人的厉害，如今自己做了皇帝，听说边关吃紧烽烟又起，更加坐不住了。不能眼看着大明江山断送在自己手里啊！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他决意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皇帝要亲自镇守国门。从此，奠定了北京作为泱泱华夏之国都的地位，几百年来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门头沟98.5%是山，连绵的高山峻岭成为阻挡敌人入侵的天然屏障，而那些幽深曲折的沟壑峡谷，还有奔腾不息的河流，便成为了一条条天然的通道。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京西的军事防御不敢有丝毫疏忽，各封建王朝多视此地为“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不断在纵深百余里的战略要地筑长城、建城堡、置关隘、驻戍兵，严密监控西山边缘与纵深道路。沿河城恰恰处于草原与山地的接合地带、山间峡谷与水路交通的汇合处，所以其战略意义非比寻常。
　　明代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也是心学创始人王阳明，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这四地指的就是宣府（宣化）、大同、蓟州、辽东，而宣化、大同距离京西门头沟西北边陲的沿河城仅百余里，而沿河城距离北京城也不过百余里！也就是说，如果一路无人阻拦，强悍的蒙古快马不消几个时辰就能兵临北京城下。这足够令人震惊与不安，也足以证明沿河城战略位置的重要，史料记载：“乃京师咽喉之地。”
　　明代修长城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择山筑险，控扼通道”，选择险要的地势，控制重要的通道。因为，高山峻岭是屏障，沟壑峡谷是通道，所以为控守山口水口，在这些险要的交通要道修筑防御体系，屯兵扎寨严加防范。
　　如此险要的交通要道，关乎社稷安危，朱元璋自然不敢掉以轻心。有史料载，大明开国之初，也就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沿河城就已有驻军。三岔村因地处山口水口之交，其地理位置特殊而成为重要的关隘，备受瞩目。驻军后因依河口，顺理成章称为“沿河口”。到他儿子永乐年间就有了千户所驻防，千户所就是千人编制。一座关口有上千军队驻守，可见其重要程度。至今，沿河地区依然有许多村庄以“口”命名，沿河口、向阳口、龙门口、王龙口……这些军事色彩浓重的村落形成，与当时的守口驻军有很大关系。
　　当年的守口官兵有“南兵北戍，家属随访”政策，南方兵多年驻守北方，家属探访留守本地，年深日久逐渐形成村落，所以，当地人口大多是守军的后裔，是典型的军户村，沿河城至今还流传一句话：“咱们的祖上，当年那可是‘吃粮拿饷’给皇帝当差的！”家属随军对稳定军心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边关稳定。
　　促成朝廷在沿河口建城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非常严重，足以令朝廷胆寒。明代中后期本来就是一个南倭北虏猖獗的动荡年代，南倭就是东南沿海多年猖獗的海上倭寇，北虏就是指这些强悍的马背民族，令明朝统治者不堪其扰十分头痛，已成动摇明朝根基的心腹大患。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率骑兵绕过外长城，经紫荆关，突破沿河口防线，顺着山间峡谷，突然迂回到北京城下，前锋700骑兵占领了安定门外教场。大敌当前，边关狼烟四起，沿途各关卡将士凭天险浴血拼杀，最终阻挡住敌人的后续部队。前锋不见后援，不敢贸然攻城，而内城守军毫无战斗力，根本无法迎战骁勇的敌兵，龟缩城内不敢出城。眼看强盗在城外烧杀抢掠了一个星期，带着大量财物扬长而去，北京城外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场劫难史称“庚戌之变”，是明朝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永远记入史册。
　　其实，早在公元1235年，蒙古数十万铁骑绕过外长城的雄关险隘，从沿河城以西黄草梁一带、天津岭，经十里坪一线南下，一举灭了金。而且影响中国历史的几次战役都发生在这里，金灭辽，元灭金，均假道于此而攻居庸关。黄草梁一带，至今仍有燕长城的遗迹。
　　朝廷的震惊、恐慌可想而知，鉴于血的教训和历代史实，不断加强京西防御体系的建设。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沿河口修建守备公署，也就是现在的守备府，百姓俗称“花大门儿”，朝廷派四品官员坐镇指挥。此时，从居庸关过沿河口西黄草梁至紫荆关一线的内长城也已修建完成。隆庆五年至万历三年（公元1571年-1575年）又增建从居庸关过沿河口以西空心敌台二百余座。沿河口守备府辖下80里防线有关口要隘17个、敌台17座、附墙台5座、烽火台6座、边墙580丈，每座敌台设50名军兵把守。内长城沿线驻守官兵达数千名，战马上千匹，盔甲、兵器、火器逾万件。此时的沿河口不仅是内长城链上的重要关隘，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西部国防线上重要的军事指挥枢纽。
　　到了万历朝已是明朝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时期已过，几代皇帝养尊处优昏庸无度，早无开国元勋们的励精图治，奸臣当道，国防空虚，加上东南沿海多年倭寇肆虐，致使大明国力锐减，王朝已经风雨飘摇。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御史中丞张卤按例巡查京西南防务，来到沿河口，询问当地守官，“这么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个城？现在都城周边修了很多城，唯独这里空缺？”守官说：“先前的巡抚大人上表奏请过皇上，还没得到批准呢。”御史说：“我已经得到朝廷的奏准，怎奈一直公务繁忙，拖延至今，不如借巡防之际修城如何？”守官一听高兴坏了，心说那您还卖关子？修了城，沿河口这道天险可就好守多了！
　　国防工程哪有怠慢的道理！于是逐级传令下去，责成守官准备建城所需的器械工具及建筑材料，到期准备不好治罪；命令将官监督士兵民工分工协作，到规定的期限完不成治罪。命令一下，从上到下自知责任重大，十分谨慎。经过军民几个月的奋战，一座坚如磐石的城堡矗立在永定河畔。
　　建成后的沿河城确实气势非凡，东西城门如威风凛凛的铁甲将军，巍然屹立坚不可摧，虎踞龙盘的城门之上建有华丽的楼阁，旌旗招展戒备森严，南北门小巧玲珑为水门；东门因面向都城北京方向，起名为“万安门”，寓意国家长治久安；西门面对塞外大漠草原，是胡虏来犯方向，称“永胜门”，寓意永远胜利。
　　整座城堡依山面水南高北低，如一条巨大的帆船停泊在永定河边。北城墙紧依永定河，长476米呈直线形，东西有角楼，城墙建有马面，墙上有雉堞女墙，供瞭望射击。东南西三面城墙呈弧形，整个城堡周长1182.3米，宽3米，随山势高低起伏。站在城墙之上纵观山城，尽显巍峨壮观，脚下永定河波涛荡漾，指点江山，不由豪气冲天，纵然胡虏有千军万马，也是插翅难飞有来无还。正如《沿河口修城记》载：“周视关城，未有如沿河口之壮者也。”
　　万历皇帝听说边关又修了一座坚城，十分高兴，下令嘉奖修城各将官，晋升副都御使张卤为巡抚，继续负责京西防务。从此以后，沿河城结束了“虏阑入塞，民闻警溃散去，保匿山谷间……病在无城。且地当万山中，潢池桴鼓时时而有，百姓未能贴席卧也”的艰难处境。开启了“平居不复忧盗，既一旦有缓急，急入收保，凭坚城而守，据河上流为天堑，而壮士挽弓赴敌，人人自坚无二心，西扼虏，东护三辅诸郡国，燕台易水之间可高枕而无忧矣”的安定时代。
　　事实证明，城堡建成后，对北方各游牧民族是一个有效的威慑，加上此前修筑的绵延敌台、烽火台等形成了坚不可摧的联动防御体系。自此边关平稳，百姓安居乐业，沿河城以西八十里防线再无胡虏入侵的文字记载。印证了“此其为国家计，岂惟一城……”的高瞻远瞩。
　　到了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当地守官认为沿河城戍国有功，应该刻石立碑让后人铭记，于是有了《沿河口修城记》碑。正是这块珍贵的碑刻，为后人保留传达了大量信息，揭开了沿河城400多年的神秘面纱，后人才得以了解沿河城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不同凡响的前世今生。
　　碑文由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北海冯子履撰并书，刻成后立于城内圣人庙，详细记载了沿河口修城的经过、作用和深远意义：“国家以宣(宣化)云(大同)为门户，以蓟(今河北蓟县)为屏，而沿河口当两镇之交，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浑河（永定河）汤汤，襟带其左，盖腹心要害处也。今皇帝六年，御史中丞张公来抚畿南，按行兹土……”仿佛是天意，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石碑几经劫难竟奇迹般完好保存下来，成为这座城最好的注解。无声的文字，传达着千钧的力量，无言地向后人讲述一座城的沧桑历史。
　　400年的光阴对一座城来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历经岁月沧桑，今天的沿河城依然静卧于万山丛中，固守着当初的信仰，旌旗号角金戈铁马湮没在时光的记忆里。老城墙被日月光华浸染成赤褐色，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慈爱地守护着不离不弃的儿女，难舍难分的故土家园。
　　今天的沿河古城，满城的新民居替代了曾经的老屋旧院，古老的街巷也换了新颜。大红灯笼映照出古城新韵，广场舞的旋律飘荡大街小巷，老人安坐街边静看天边云卷云舒。那比老城更古老的戏台依旧，对面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不改昨日容颜。当年，槐树旁老君堂的位置，门头沟长城文化展览馆刚刚落成，院子里一位身着明代官服、头戴官帽、手持书卷的人物塑像迎风伫立，深邃的目光默默注视着穿越历史风烟的沿河城，他就是当年督建沿河城的功臣——张卤。当年的御史中丞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世界会如此巨变，沿河城有如今的模样。看着这国富民强的盛世，一代沿河儿女在强大祖国的庇佑下，沐浴着时代的阳光，安享如此幸福美好的生活，不知该作何感想。
　　一座城就是一部史书，从历史深处走出的沿河城，从烽火硝烟中走出的沿河城，深沉厚重古韵绵长，它承载过家国重任，见证了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书写了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不朽篇章，它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