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嘴村妇救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妇女先锋奖旗

　　在平西抗战烽火之中，有这样一群身影，她们以柔弱之躯扛起民族解放与自身解放的双重使命，在宛平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书写下可歌可泣的妇女革命斗争篇章。通过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馆藏资料及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得以回溯那段峥嵘岁月，探寻宛平妇女的英雄轨迹。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北平、天津等地派出党员带领民先队和积极分子到宛平农村（现门头沟区境内）宣传并酝酿组织抗日活动，其中便包括陈老太太（与焦若愚同行）、松伟（原名崔素贞）、宋辉（原名刘秉荣）等多名妇女同志。
　　1938年3月，八路军邓华支队挺进门头沟斋堂川创建抗日根据地，成立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同年10月，随邓华部队由冀东来的安性存、崔兰英、卜淑英、张静等女同志开始酝酿筹建独立的妇女救国会。此时，在党的号召下，妇女中已经涌现了少数积极分子，王文通等妇女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宛平妇女革命斗争的初期，面临着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解放妇女。宛平抗日县政府初建时，辖原宛平县七、八、九区及六区（现门头沟区雁翅、斋堂、清水一带）部分村庄。这里多为山地，位置相对闭塞，经济较为落后，受封建压迫和旧礼教的束缚更为严重。从自身角度看，女性普遍从身心两个方面受到压迫与禁锢。一是多数女性在5、6岁时就进行了缠足。如东斋堂村是宛平县比较大的村镇，全村仅有7、8个上了学的女孩没有缠足。缠足所带来的剧痛和生活不便，早期严重影响女性生长发育，成年后影响生产生活。二是女性普遍无法接受文化教育，女性被“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束缚，即便是知识分子家庭，也认为女性读书无用。因此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少之又少。三是早婚、买卖婚、包办婚等现象极为常见，婚后女性地位低下，部分妇女经常遭受丈夫及其整个家庭的打骂与虐待，成为封建家庭的牺牲品。对于穷人家的女性而言，上述三种情况更加严重。从外部环境看，卢沟桥事变打破宁静，国民党军队的退避、日军的暴行、对共产党的污蔑，让妇女们陷入更严重的困惑、焦虑与不安之中。
　　1939年初，上级党组织指派安性存为县妇女救国会主任，负责筹建县区妇女救国会。筹备工作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组织纪念“三八”妇女节活动、召开妇女代表大会，煤窝、沿河城等地区作为重点。为了便于广大妇女接纳，县、区妇女干部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通过把要宣传的内容编成话剧和歌曲，以及现身说法的演讲形式，通俗易懂地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提高了妇女们的阶级觉悟。1939年春末，平西区党委抽派安性存等5名女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参加第四次妇代会、第三次农代会，以及北方局举行的“七一”纪念大会。会议期间遭受到敌机轰炸，她们恰好与彭真、刘仁等同志躲在一个防空洞中，二位首长向她们询问了当前妇女工作的情况，并介绍了很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这次参观学习，为日后宛平地区的妇女斗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9年4月昌宛县妇女救国会（以下简称县妇救会）正式成立。安性存、石剑任县妇救会主任，并设置了组委、宣委及妇女武装负责人，昌宛县一区至七区各设主任、委员若干，一区、四区、五区分别设置了自卫队妇女队长。
　　县妇救会建立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运动。1939年初冬时节，经县委批准，县妇救会在上清水开办了一个百人参加的区、村妇女干部工作培训班。妇女们热情高涨，原计划只安排了一百人的粮食，开学第一天竟然来了几百人。因在当天遭受敌机轰炸，大部分人选择了撤离，100余名积极分子选择留下。第二天，训练班在上清水村边的一个大庙中正式开课，县委的同志、妇救会的同志担任教员，宣传革命思想，教妇女们唱歌、做体操、讲革命故事。培训班结束后，部分妇女分配到各区做妇女工作，组建妇女革命队伍。
　　各区、各村的妇女干部们从谈心做思想工作入手，一方面动员妇女们放下思想包袱，根据自身实际逐步放足，积极参加妇女活动；另外一方面开办识字班，提高妇女们的文化，进行反封建和抗日救国的宣传与教育。为了让更多的妇女加入进来，干部们走街串户，深入地与村妇女和其家庭做思想工作。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妇女们思想逐步觉醒，开始剪发放足，参加识字班，开展唱歌、跳秧歌舞等文娱活动，打破封建旧俗，主张婚姻自主，追求自身解放。越来越多的妇女同志投入到了革命之中，如各区普遍建立了妇女自卫队，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防特等任务，组织妇女缝制军衣军鞋，筹款筹粮，支援部队。在1940年大选中，各级代表会议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妇女，部分被选举为村长或副村长。妇女开始从封建枷锁中挣脱，迈出革命斗争第一步。
　　1940年秋起，日军开始大规模“扫荡”，企图完全摧毁并占领宛平抗日根据地。在残酷的斗争中，县妇救会为了配合县委中心工作，分散到各小区坚持反“扫荡”。其中，县妇救会主任安性存带领20余名小学教员，到东西斋堂、上下清水和杜家庄山南一带开展宣传慰问活动，配合反“扫荡”。随着大批抗日军队的到来，群众开始积极为部队供应粮食、蔬菜，帮忙运输军需物资。为了能够尽快提供粮食，即便手指磨出血，妇女们也坚持将尚未成熟的玉米一粒一粒掰下。她们开动脑筋，用锅烘干尚未成熟的谷穗，磨成小米后及时做出军队的口粮。
　　日伪在宛平县境内修建许多岗楼据点后，除了春、秋两季大“扫荡”外，还不时进村抢粮、抢物。此时，男青壮年们大多离村当兵，妇女们便承担起粮食的抢种抢收以及替军烈属代耕的任务。因斗争需要，她们与男同志们并肩作战，阻止敌人修碉堡、破路割电线、反“强化治安”、反自首反并村等。
　　1942年12月12日发生了王家山惨案，日伪军将来不及转移的老弱妇孺困进两间小屋后活活烧死。日军的暴行更加坚定了妇女们反抗斗争的决心。为了补兵员大扩军，出现了不少“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模范事例。
　　这一时期的妇女革命斗争是艰苦困难的，宛平妇女虽无正式武装部队（娘子军），但在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中，她们与男同志并肩，甚至成为主体。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宛平妇女用坚韧和智慧守护根据地，她们的斗争成为根据地存续的重要支撑。随后，在精兵简政的形势下，抗日群众组织合并为抗联，妇女组织只在抗联内设妇女部长1-2人。
　　抗战胜利后，妇女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抗联撤销，分别成立工、农、青、妇联合会。解放战争时期，宛平妇女成为后方支柱，支援前线，护理伤员，保障解放区医疗；参与土地改革，斗地主、分土地……她们从抗战中的抗争者，转变为解放事业的参与者，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
　　1950年4月13日，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中，第一条明确了“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既是党和国家对婚姻这项民生大事的重视，也是妇女解放的胜利标志。
　　宛平妇女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妇女革命史的缩影与民族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不仅丰富了宛平及平西地区革命历程与中国革命史细节，也揭示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展现出了宛平妇女坚韧、勇敢、奉献的优秀品质。烽火岁月里，宛平妇女以血肉之躯书写出革命传奇，她们的故事不应被遗忘。铭记这段历史，传承巾帼精神，是对她们最好的致敬，也将为当代中国奋进之路，注入无尽的精神动力，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铭记那些“顶起半个天”的宛平妇女，让她们的精神永远闪耀。
　　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