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纸质报刊为主要媒介的年代，众多学者、教师和喜好舞文弄墨的朋友，普遍热衷笔记摘抄，而且有些人习惯剪报。许广平说，当年鲁迅“在写作中大量运用剪报上的材料，他也做剪报工作”。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剪报也痴迷有加，据钱永刚先生回忆：“父亲晚年制作和收藏的剪报就有19000余份，还分类装于630多个资料袋里。”
　　剪报属个人嗜好，就像健身长跑、琴棋书画，但往往又与个人职业、修养有些关联，正如鲁迅、钱学森。剪报，犹如在浩瀚的银河中寻找最亮的星星。换言之，每种报刊都有值得品读的文章，即便是一则时政新闻、科普知识或一幅图片漫画，无不具有一定的“含金量”。如，改革开放之初《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配合全民阅读和党史国情教育刊发的“北京党史”“话北京”“旧中国109年”“中华之光”“中国历史之谜”“百科知识窗”历史文化知识，剪贴起来就是一册册小百科全书。
　　剪报是“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的过程，要下“笨功夫”，只有日积月累，才能读出其中蕴含的时代感和历史文化味道，笔者做剪报始于参军入伍在部队时。一天，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配发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图片的短文，那篇图文只有巴掌大小，但传达的信息不言而喻。另一张是1977年《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署名“郭崔”的摄影作品《深情》，那是一幅画面为黑白的摄影作品，聚焦在女孩神态凝重的表情和手上一针一线刺绣的周恩来总理画像上，深刻表达了作者和画面人物对周总理的爱戴思念，每次观赏都温暖亲切。再有1978年2月《光明日报》刊发的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猜想”什么？文中的符号公式何解？当时读的懵懵懂懂，但陈景润呕心沥血证明“1+2”及其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我读懂了。
　　在电视、网络和AI尚未普及的年代，报刊是人们了解国内外大事小情，获取各种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各单位订阅的报刊，不仅人人争相阅读，被“开天窗”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在单位负责宣教工作，对社会、企业“焦点”“难点”“热点”话题比较关注，与之相关的剪报自然也多一些。再读那时剪贴的“论理想”（1980年6月2日《工人日报》），“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1981年3月19日《解放军报》），“培养适应改革的心理素质”（1985年5月13日《工人日报》），“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7年6月5日《文汇报》），“改革，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7年6月6日《经济日报》），“当前的任务是消灭贫困”（1988年4月1日《工人日报》），“优化劳动组合中职工的心态”（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等文章，岂止可读出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必须直面的一道道“必答题”，还可读出彼时专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展望与深度思考。
　　笔者的剪报是杂散的，没有固定模式，时政新闻、文史哲、名人轶事、书画摄影，整版的、“豆腐块”大小的，连载形式的，无奇不有。这些剪报有收藏价值吗？每张剪报的价值在哪？举个例子。1982年《北京日报》以连载形式刊登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后来得知那是《恶魔的饱食》3卷本的第一部，是首次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文章揭露的日军“731部队”所犯罪行，令人发指。今天，再看那册纸页泛黄的剪报，是不是很珍贵？再如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中国电视报》“雪泥鸿爪”专栏连载的京城著名宫殿寺庙馆楼百篇文图，仔细品读，每一篇都是一个缩印版历史文化。
　　在“网”遍天下的今天，人们可以目及到的讯息、视频堪比银河繁星，斑斓炫目，难以数计。何以撷取最亮的星光、最美的景色？相比网络、AI,剪报肯定显得过于原始，且费时耗力。但作为业余兴趣，或许又是值得尝试的一个选项。特别是数年之后，你或许会发现带着年代感的一张张纸页，一篇篇承载着家国情怀的时政讯息和文韵精致、哲思深邃的文章，抑或一幅幅时过境迁的画作照片，不只烙刻着时代印记、历史文脉。某种意义上，也记录着个人文化自觉的炽热情愫，乃至栖息在墨香文韵书卷中的那份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