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雨
  40多年前笔者在新桥路书店购买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吴天石著，1979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就字数、装帧而言，只能算一本小册子。但令人称道的是，当年已是第七次印行，总印数高达61.5万册，可见，该书受众率何等之高。
  说到古代学者读书学习的故事，很多人会想到《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等。古时，人们的读书学习环境和条件，远没有今天这样便利，要么缺少书籍、笔墨纸砚，要么寒窗冷月、暗夜油灯。但那时人们的读书热情却非常高，深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的重要性。如，东汉思想家王充和晋朝的孙康、车胤，他们的家境异常贫苦，但为了读书，他们从不灰心、不气馁，最后都学有所成。古代学者秉持的这种读书姿态，看似近乎神话，实则蕴含的是“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自败者也”的道理。
  古代学者的读书学习姿态、治学方法，不仅令后人钦佩崇敬，尤为重要的是读书与治学相互贯通思想。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理念，就精准概括了为师之义务与责任。正因如此，古代学者普遍推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观点。孔子在教导学生子路时就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诸葛亮在《诫子训》中也曾指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古代学者的读书学习精神，与我们今天的教学宗旨，其实有许多异曲同工、江海同归之处。比如，在注重独立思考，注重学与问相结合方面，宋代思想家、理学家朱熹就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带着问题读书。古代学者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做法，就是不拘长幼、身份、地位，谁的学问厚实就拜谁为师，向谁学习。唐代文学家、诗人韩愈曾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意为在学问知识上，这方面老师高于学生，另一方面学生高于老师，是很正常的事。后汉知名学者荀淑，一天与14岁的黄宪交谈时，发现黄宪很有学问，便毕恭毕敬向其请教起来，并中肯地说：“子，吾之师表也。”
  如果说古代学者在读书上有什么“秘籍”的话，大多秉持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思想。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了完成《本草纲目》，不但博览相关书籍，而且不辞劳苦“行万里路”，到中原生产药材多地进行探访。再如东汉王充，据说他把《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诸子等六方面典籍都钻研、阅览了一遍。因此他说：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当然，古人读书之目的也并非完全一致，有的看重“书中自有黄金屋”，有的为了博取功名、显亲扬名，但大多数还是以此作为进德修业、经世致用。
  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厚植了五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滋养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为重要的是为后人提供了为什么读书学习的“钥匙”，这“钥匙”就是那些带着哲思的警语名言。如“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