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妙峰山庙会的外国学者
庄士敦:最早关注妙峰山的外国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1874年—1936年),全名雷湛奈尔德·佛拉明庄士敦,英国人,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任香港总督秘书、威海卫租借地行政公署长官。1918年,经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介绍接受聘请,任已逊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在此期间,时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把自己位于妙峰山下樱桃沟村的别墅送给了庄士敦。
庄士敦很喜欢妙峰山的秀美风光,每逢夏天都要到这里来小住避暑。樱桃沟村位于妙峰山进香古道南道之上,每到庙会的会期,由此经过的民间香会和进香的香客络绎不绝,从而引起了庄士敦的兴趣,他拍摄了许多妙峰山的照片,其中有不少是有关庙会的照片,发表在1932年9月的《艺林旬刊》上。
甘博:最早对妙峰山庙会进行学术考察的外国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1890年—1968年)。甘博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他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在1908—1932年间五次往返中美之间,他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者之一,一共完成了5部社会调查作品。1925年农历四月初六,甘博教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景汉先生的陪同下,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在考察过程中,甘博教授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拍摄了很多的照片,并且制作了幻灯片。此后,甘博教授和澳大利亚莫理循教授,再次到妙峰山庙会进行学术考察,拍下了许多关于香客的服装、器物、箱笼、旗帜和表演的照片,他把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后撰写了一篇题为《妙峰山“朝顶进香者”的调查》,是研究妙峰山庙会的宝贵资料。
甘博曾组织学者三次前往妙峰山进行庙会调查,借助现代技术拍摄了121张照片。相较于文人笔记、风俗画等传统民俗文献侧重于勾勒妙峰山作为风景的文化内涵,这批老照片作为连续性的、叠写式的“视觉集合”更加突出香会、香客以及商贩等民俗主体的仪式实践和文化互动,纪实而系统地运用视觉表达手法再现了中国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与商业性,也反映了西方学者甘博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凝视。通过视觉图像、调查研究和身体经验的彼此联结,甘博拍摄的妙峰山照片为重构妙峰山庙会的历史文化图景增添了一个现代性的技术视角,并与顾颉刚等人的文字书写形成对照,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多感官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斯诺和夫人: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埃德加·斯诺携夫人上妙峰山,对庙会进行考察。其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曾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新闻战线》上,她回忆虔诚的香客时写道:“一路上到处看见……一些缠足的妇女,每上一步台阶就磕一个头……”
韩书瑞:1987年夏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历史系教授。韩书瑞在时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所长赵永高先生的陪同下,到妙峰山进行学术考察。韩书瑞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在娘娘庙内外到处拍照,此后她用了1年的时间,撰写了一篇3万字的学术论文,题目是《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在美国发表。这篇论文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研讨,并且参加了哥伦比亚现代中国研习班和1989年的“进香”学术研讨会,在国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后来被周福原、吴效群翻译成法国人范华庄士敦别墅中文,在国内转载。
范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副研究员、道教研究专家、影视人类学导演兼制片人。1970年,范华来到中国工作。他连续20年参加妙峰山庙会,记录下了庙会的繁盛景象,做成了纪录片《妙峰山庙会——四百年的历史》。影片中记录了大量翔实的材料,以及和香会老会头赵宝琪、隋少甫的采访过程,挖掘出了香会进香的古老习俗。
施舟人:荷兰人,著名汉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道教、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推动西方对中国经典系统收藏与研究,多次参与中国道教学术活动,与本土学者深入交流,架起中西文化对话的桥梁。
西方人文点击图书馆“西方藏书楼”的创办人、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施舟人评价《妙峰山庙会——四百年的历史》这部纪录片说:“那里(妙峰山)古老的仪式、舞蹈、表演和铭刻自发地流传至今,生生不息。反观我们的奥林匹斯山却只剩一座光秃秃的山,几处遗址和一个有着博物馆的官方场所,鲜活的传统今何在?这说明了一切。”
顾颉刚考察妙峰山
1920年,刚在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的顾颉刚和好友陈万里秋游妙峰山,这是他第一次上妙峰山,初步了解到有关妙峰山庙会的一些情况,从而激发了他的强烈兴趣,但因为当时不是庙会的会期,前来进香的人并不多,二人只好遗憾而归。
1924年夏初,顾颉刚与吴辑熙结伴再游妙峰山,此时正是妙峰山庙会的会期,一路之上见到香会和香客一队接一队,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人群涌向妙峰山的盛况,由于这时顾颉刚未做前去考察的物资准备,只好怏怏而归。
1925年春末,顾颉刚见北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贴上了许多民间香会准备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会启”,他知道一年一度的妙峰山春季庙会又快要开始了。这次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的,于是他就连忙去找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请示组建调查团前去考察庙会活动。这个提议得到了沈主任的支持,并且拨款50元作为考察经费。顾颉刚约自己的同事庄严、孙伏园、容庚,以及容庚的弟弟,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容肇祖,于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八)前往妙峰山进行民俗考察。这次考察活动为期三天,他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考察方法,即:观察、采访和记录。在出发前,顾颉刚要求大家脱掉洋服,换上长衫,使自己形同一个普通的香客,在考察过程中一概随俗,尽量把自己融进庙会的环境之中去。
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八)一早,顾颉刚一行五人从北京大学出发,乘车到了海淀的北安河,然后走妙峰山香道的中北道步行上山。他们一边走一边和上山的香客们打招呼、聊天、互道“虔诚”,沿途遇到茶棚或庙宇,他们也像普通香客一样,进去恭恭敬敬地烧香叩拜。到了妙峰山娘娘庙之后,注意观察、了解他们前所未见的一切事物,仔细地倾听别人的谈话,认真地进行记录,其中仅顾颉刚抄录的香会会启就达99份之多。
在这三天的考察过程中,顾颉刚等五位学者所见所闻是十分陌生的事物,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神秘世界,如同踏入了民俗宝库的大门,搜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序言”中,回忆了这一次的考察情况,他写道:“北京城西八十里的妙峰山是一个有名的香主,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进香之期,去年会期中,我和研究所风俗调查会同仁前往调查了三天,对于香会和情形知道了一个大概。他们都是一种职业或一处居住的地方联络结合,除了祀神之外,更布施一切用具食物,如茶、盐、面、粥、馒头、路灯、拜垫、掸帚、茶瓢、膏药等,或尽了自己的技能去娱乐神灵,帮助香客,如五虎棍、自行车、杠子、秧歌、音乐、舞狮、戏剧、修路、补碗缝绽等。到了那里,一切有人招呼,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崎岖的山岭便化成了理想的乐园。这些香会的经费,在乡下是按亩抽捐,同皇粮一样缴纳的。在城里的是就本业捐输,或向人募化。香会的组织是极有秩序的,先设立会所,议定了会规,排好了守晚、启程、上山、朝顶、回香的日期,又分配了引善、催粮、请驾、钱粮、司库、哨子、车把、厨房、茶房等都管,所以人数虽多而不致混乱。进香的人诚心极了,有的是一步一拜,有的是提着壁炉,听说还有
跳涧的(他们以为只要诚心便可
由神灵护送回家,成其心愿,其
实只有活活地跌死)。到了这种
地方,迷眼的是香烟,震耳的是
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
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
他们所崇拜的是一种浅薄的宗
教,这使我对于春秋时的‘祈望’得
到了一种了解。”
以上是顾颉刚先生对于妙峰
山最初的感觉和印象,“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感觉那么的神秘,又十分的亲善,并且十分的可爱。这是一个现实社会里的“乌托邦”,是一个在“神”统治下的天国,人与人之间和谐而友善,所有的人都一心向善,在善的理念下,一切都秩序井然,人们讲的是“奉献”,在这里一切都摒弃了“铜臭味儿”,渴了有水喝,饿了有饭吃,烦闷了有表演可看,中国传统的质朴民风,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空间里,得到了集中的展现,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着惊人的类似,是人们理想的天国。
1961年10月,顾颉刚先生在他所著的《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中,回忆了他对妙峰山的感觉和认识,文中写道:“1925年,我开始去妙峰山调查香会,那是离北京西部北安河40里的地方,那里每年阴历四月初一到十五是进香的日子,从东北到冀南,数十万人民到那里进香。为了路途远,个人进香不易,组织了许多香会,集体往返,当时北大研究所出了点钱,我们调查了三天,编辑了几期《妙峰山专号》。我们调查妙峰山之所以成为香火中心,是因为那里风景好,老百姓都相信神灵在那里居住。为了封建社会里生产力不能发展,一切自然灾害无法抵抗,就把大自然当作神灵来崇拜。农民靠天没吃饭,不敢不去烧香,向天后碧霞元君祈求丰年。那里还有一位女神叫作王三奶奶,是个天津的巫医,人民对她有好感,也在山上为她立了庙,可见一个人只要做件好事,人民是忘记不了的。”
从妙峰山庙会考察回来之后,五位学者每个人都觉得大有收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了学术论文或文章,发表在当时由孙伏园担任主笔的《京报》副刊上,有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容庚的《碧霞元君考》、容肇祖的《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庄严的《妙峰山进香的日记》、孙伏园的《进香记琐》等。这些文章后来被顾颉刚编辑为《妙峰山专号》,并写了序言。后来他又写了《妙峰山娘娘庙殿宇图略》和《游妙峰山杂记》等文章。在这些调查报告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最为详细,对香会的发源、组织,及明清两代和本年的香会情况都有详细的考察。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少读者纷纷向《京报》副刊投稿,把妙峰山庙会作为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其中有俞宗杰的《妙峰山的漫游》、王文光的《天津的妙峰山进香情形》、关承仕的《仲伙与打拼伙》、邢墨卿的《开路、杠子和跨鼓》、甘泉女士的《开路和杠子》、孙伏园的《朝山记琐》《请读者百忙中再读我们的“妙峰山专号”》等一大批文章。一时间,《京报·副刊》持续火热了6个月,连载了关于妙峰山庙会的一批学术文章。
顾颉刚一行五人对妙峰山庙会的调查,是中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田野作业,堪称是我国民俗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学术界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北大教授江绍原在《北大风俗调查会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一文中称:“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那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对此‘不能不妒’。又不能不恭贺他们。”何思敬在其所撰《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说:“顾颉刚等人的考察工作使他心境好像来了一阵暴风,觉得中国的学术界起了革命。”崔载杨在《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说:“这个专号搜罗丰富,观察细密,见解精到,除了颂扬的批评,极少有可以批评之处。”民俗学大家钟敬文先生对其评价是:“几位青年学者做了一件惊人的学术事情,我怎么能够否认他们是一件破天荒的工作,而且是一件启发伟大未来的工作?”外国学术界认为:“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顾先生首创和培养起来的,恐怕也并不为过。”
“一八考察团”考察妙峰山
自从《妙峰山专号》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民俗事象,掌握更多的资料,顾颉刚等人决定,再次到妙峰山庙会去进行考察。
这次考察是在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因而参加此次考察团的人员把考察组织定名为“一八考察团”。这次考察共去了13个人,分别来自国内4所著名的大学,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广东中山大学风俗研究所。他们是王义诠、王碧书、朱自清、葛毅卿、朱保雄、白涤洲、顾颉刚、徐旭生、周振鹤、容媛、罗香林、侯慧贞和魏建功,都是著名的学者。考察团推举白涤洲为“临时主席”,他们准备了行李和洗漱用具,并且带上了照相机。考察团于五月十七日(农历四月初九)早晨出发,到海淀的北安河,走中北道上山。由于中北道山路比较平缓,因而香客最多。他们计划考察活动共进行三天,下山的时候顺便去一趟京西一处著名的景点——滴水岩。
据容媛回忆,他们于早上七点半在燕京大学门前集合出发,九点半到达了北安河,十点一刻开始上山。考察团人员分为两组,顾颉刚、白涤洲、罗香林、周振鹤、徐旭生、葛毅卿、王义诠等人步行上山;王碧书、朱自清、容媛、侯慧贞和魏建功6人乘肩舆(爬山虎)上山。容媛回忆说:“魏先生叫我们沿着进香的规矩向金仙庵(设有茶棚)娘娘参拜。”一路之上顾颉甘博和同伴与李景汉合影妙峰山进香古道入口妙峰山沿途村落涧沟村刚忙着抄碑文,魏建功则到处拍摄照片。“四时到涧沟,入一民房休息,复乘舆上山,至回香亭而下,那里卖香人瞧见人来,不歇叫着‘虔诚,买香买香’,罗先生和他(白涤洲)买了几捆。至山顶娘娘庙时,问我烧香求签否?我因鉴于金仙庵的情景,恐怕再给人家瞧不起,有碍于同伴的调查说,烧吧。”他们像普通香客一样,在娘娘庙烧了香,容媛还求了签。在白衣大士殿拿了两份经文。罗香林取了四个“瓦娃娃”,并且按照规矩给了香钱。到六点多钟到客室休息,七点半吃完了晚饭,又去喜神殿和回香亭。回来之后集会商量第二天的行程。魏先生说:“应开一临时会议,讨论明天的行程,那么临时主席自然是白先生,结果赞成先去滴水岩,次至三家店和天台山的人数过半。”第二天,“六时起,七时半早餐毕,也照例去买了两朵纸花,一朵写着回香大吉的,周先生叫我戴上,和我摄了几幅照片,即乘舆下山。”
这次考察之后,学者们分别撰写了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民俗》第69、70期合刊上,名为《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后来,又把这些文章结集为《妙峰山》一书正式出版,书中共收录了文章9章,附录3篇,照片36幅。
图片来源:袁树森/提供金顶妙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