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寿生

　　彭寿生出生于江西萍乡市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自幼父母双亡，7岁就以帮地主放牛为生。1930年红军攻克萍乡后，15岁的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身经百战，英勇不屈，从一个红军战士、基层干部成长为我军的一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934年，彭寿生第5次反“围剿”时负重伤，却依然带领6名伤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湘赣边区游击战中，他曾以少胜多，率部智取敌军一个营，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堪称游击战的神来之笔。
　　1938年7月，彭寿生所在的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支队，根据队长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准备夜袭沪宁铁路上的新丰车站。彭寿生率领一个排向日军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火攻和搏斗，终于再次以弱胜强，变助攻为主攻，使此战斗获得全胜，打响了沪宁铁路线上抗日斗争的第一枪，打响了新四军江南抗日的第一枪！1940年，在苏北黄桥战斗中，彭寿生右臂连中数枪，摇摇欲断，部下劝他回去包扎，彭寿生两眼一瞪，咬紧牙关，用左手握住右臂，猛地一拽，右臂齐根断下，随手扔在地上，继续用左手持枪指挥冲锋……后来因延误治疗时机，右臂截肢，被战士们尊称为“独臂司令”。此后，彭寿生参与指挥了宿北战役、孟良崮战役等重大战役。曾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段焕竞同志指出：“彭寿生与闻名的廖政国、吴光明、童炎生等‘独臂将军’相比较，尽管职务低一些，然而就其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来说，则毫不逊色。”
　　在平西，彭寿生担任八路军120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11支队副参谋长兼大队长，负责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指挥协调工作。1939年冬，他任晋察冀军区冀热察挺进军33团参谋长，1940年10月，任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7团参谋长，参与了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行动。他还率部在黑河、汤河地区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多次在兴隆境内的蘑菇峪、大杖子河口设伏，共击毙日军43人，俘获伪军100余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125支，给日伪当局以沉重打击，破坏交通数十公里，摧毁武装“部落”十数个，迫使其退出据点。
　　1943年9月，彭寿生任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参谋长。1945年担任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辖第14、15、16、17、18军分区及独立9团）参谋长，参加了开辟京津廊坊地区和平北热察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参与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47年4月20日，晋察冀军区所属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彭寿生任冀东军区参谋长。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彭寿生任东北军区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历任冀东前线指挥所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唐山警备司令员、华北军区独立210师师长。1949年7月，华北野战军独立210师改编为华北军区第20兵团67军201师，彭寿生任该师师长。1949年，彭寿生率部进军南通，亲自用左手将红旗插上南通钟楼，这成为该城市获得解放的标志性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彭寿生历任天津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第六十六军副军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彭寿生被授予少将军衔。10年之后，彭寿生因身体原因，主动辞职，回家休养。
　　离职之后的彭寿生，先后为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学术团体等单位作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报告100余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有时比工作都累。儿女们劝他多休息，要不就回去工作，待遇要好得多。但彭寿生说：“我们一起出来参加红军的13人，他们都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什么也没有得到，而我今天拥有了一切，还比什么呢？与他们相比，我已经很满足了。”彭寿生因家庭贫寒未上过学，参军后他坚持学习文化，甚至用左手练就一手好字。晚年成为报刊特约通讯员，手写下了共60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初稿，其中，20余万字回忆录《高山上的火苗》得以正式发表，“赖得戎马为民安，玉洁傲骨留后代。”这是彭寿生一生的宗旨，更是他坚韧不拔、革命到底精神的如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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