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902期）
　　不顾生死自投罗网这一天，青白口邻村付家台小学正开校会，宛平县县长万宜到学校视察。学校安排学生代表崔乐春上台致欢迎词。万宜坐在台上听得很入耳，突然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乐春。”“崔显芳是你什么人？”“是我叔父。”崔乐春和县长一问一答。县长突然变了脸，提高嗓门对全场说：“崔显芳是政治犯，现在已成瓮中之鳖，马上将被捕！”
　　会一散，崔乐春赶紧跑回家，喘着气把县长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叔代表百姓抗捐抗税，还在报上揭发他们，万县长恨死了你叔，去年就抓了一回，没找到证据就放了，这回不知道又是什么罪名。”说完，赶紧到兄弟家报信儿。崔乐春刚返回学校就听到消息：叔叔崔显芳已被押送宛平监狱。
　　得知崔显芳被捕，魏国元心里一沉，意识到，以前当局认为他是刺头儿，如今大不一样，如果和党组织，和兵工厂联系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立即派人到宛平县城打探案情和消息，然后设法营救。
　　王龙沟北有个村子叫龙门沟，村里猎户韩老丑在山里打猎，看到了游击队员用的枪，觉得好，非要买一支。经过商议，也为筹集资金，70大洋卖给了韩老丑一支枪。后为筹备武装暴动，师永林找到韩老丑，提出要赎回这支枪，韩老丑死活不同意。这时有人给韩老丑出主意，说造枪就是私造军火，犯法，你去告他们，一定去八区区长谭天元那里告，不但你的枪能保住，还能得到奖励。韩老丑真的告到了宛平八区区长处。谭天元立即给宛平县县长万宜打电话汇报，万宜即刻命令警察搜剿沿河城。
　　魏国元很快听说了韩老丑告状之事，感觉非同小可，立即通知几个造枪点撤退隐蔽。傍晚，通向向阳口大悲岩的河面上有个人在凫水，这人水性很好，不大工夫就游到了对岸，然后直奔大悲岩寺庙。来人见到宋文明，从随身带的一截竹筒里倒出油纸裹着的一封信，交给了宋文明。宋文明打开信，只见信上写着：“文明兄，广博家里办喜事，务必将伙房家什送过去，等着用。”宋文明立即行动。
　　魏国元和索振勇从师永林家出来，急匆匆赶回到佛岩小村，连夜布置撤退隐蔽。他们向造枪工人通报了情况，暂时给了些路费，请工人们先空身撤退。送走工人，魏国元和索振勇商定好藏枪事宜，就离开了佛岩。索振勇把工人的行李、造枪的机器和造好的枪支妥善藏在村后大山的石塘里。他和两个贴心伙伴儿专门选了几处山岩上的石塘，细心地藏匿着造好的步枪。每到一处，都是在一个人的腰上系好绳子，把人吊到石塘里，再把捆好的枪用绳子吊下去，石塘里的人再把枪藏好。就这样，3个人干了2天，藏了3处山岩峭壁上的石塘。枪藏好了，索振勇向大山拱手三拜，他拜谢大山，感觉这些巧夺天工的石塘是专门为他准备的，坚信没有人能找得到。
　　宋文明收到魏国元的信，立即把大悲岩寺庙枪械修造所的设备转移了，转移到龙门口北台师广博家后边的山洞里。匆忙中，把魏国元给宋文明的信丢在了大悲岩寺庙。
　　宛平县县长万宜亲自到斋堂部署围剿沿河城事宜，一队警察从大村方向朝大悲岩寺庙而来。一个羊倌守在寺庙门外，看到警察身影，便扬起手臂，把一杆羊鞭甩得山响。警察到了跟前，他还在使劲甩鞭子。“你小子是给人报信吧？”一个警察上前要打羊倌儿。羊倌的手轻轻一抖，鞭梢儿准确地抽在那个警察脸上，一只眼睛立刻肿起来。几个警察冲上去把羊倌绑了。警察进寺庙，一顿乱砸，把老道做饭的锅都砸碎了，还掠走了关云长的大刀，并抄走了魏国元给宋文明的信。
　　一大早，师永林跑到青白口，敲开魏国元的门，报告了沿河城的情况。魏国元让药铺伙计高连勇和怀孕的庞勉留下，其他人到北沟（田庄）隐蔽。临走时，魏国元将一卷纸包在一个蓝花包袱皮里，交给二弟：“国杰，把这包东西带出村，务必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万不得已时就烧掉。”魏国元走后，魏国杰又把哥哥平时看的书也一块包在包袱里，带出村，藏在半坡地坎子的石缝里。没想到，藏的时候，被家里两个帮活的人看到，误认为是值钱的东西，给偷走了。接着，两人又偷地主刘增珍家的东西被发现，失主告到了七区警察所，警察抓走了偷东西的赵正旺和孔祥宝，搜查了赵正旺的住处，临走时还在门上贴了封条。担任中共地下宛平县委书记的赵铭鑑在七区警察所任文书，参与了抓捕和搜查。他看到魏国元家的蓝花包袱还在赵正旺家里，心里一惊，立即通知庞勉和高连勇，让他们想办法赶紧取走。庞勉和高连勇立即赶到赵正旺家，高连勇叫庞勉守在窗口，他一脚踹开窗户，跳了进去，很快找到了包袱，递给庞勉，两人迅速离开。庞勉把包袱里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包好，藏到了魏家的菜窖里，又把魏国元儿子上学的课本和一本《中山文集》包到了原来的包袱里，送到了“一元春”药铺。庞勉前脚刚到，警察就追来了，他们带走了高连勇。庞勉赶紧前前后后把“一元春”药铺仔细检查了一遍，又烧掉了一些书和照片。这时，同是警察的地下党员刘德垠跑进院儿，告诉庞勉：“嫂子，他们说赵铭鑑通风报信，被吊在区公所拷打呢。”刘德垠刚走，庞勉赶紧把菜窖里的文件取出来，对婆婆说：“妈，您在门口看着，别让人进来。”她让婆婆放哨，把文件放到灶膛里烧了，随着余烟的熄灭，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这一天，七区警察所的陆所长到斋堂给八区区长谭天元贺喜，住在斋堂没回来。第二天晚上，陆所长刚回来，就差人传唤庞勉，让她立即到警察所。怀孕6个月的庞勉轻拍了一下肚子，“你没看我正怀孕吗，大黑天的，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所长有事让他来找我。”因魏国元在地区的威望，警察对魏家人还比较客气，转身儿走了。
　　这时，庞勉想逃离村子，她走出家门，老远就看到村口布满了岗哨，只好转身回家。她想，反正文件也烧了，躲着不是办法，干脆明早就去警察所。
　　第二天早晨，庞勉和婆婆张大娥一起来到地处村里大庙的七区警察所。婆婆张大娥是村里的强势女人，儿媳庞勉是北平城里长大的姑娘，娘儿俩气宇轩昂地站在警察所的厅堂上。陆所长知道张大娥不是省油的灯，说：“我们找您儿媳妇问点事儿，一会儿就回去了，没您老的事，您在这儿听着也不方便，让他们把您送回去吧。”老太太刚想说话，庞勉忙说：“妈，您回去吧，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张大娥用眼神剜了陆所长一眼，撂下一句：“那好，我回家等着，我儿媳妇要有点事儿，我跟你们没完！”出门走了。
　　陆所长开始审问庞勉：“高连勇和赵铭鑑都是因为你们家的东西被押的，你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就把他俩放了。”庞勉说：“你们的人把我们家的书都拿来了，怎么还找我要？”“那书不是，还有共产党的文件，必须交出来！不交就搜查！”陆所长亮出底牌。“你胡说什么？你有本事就搜吧，你要搜出共产党的文件，我甘愿领罪，要是搜不出来，后果你要负责！”庞勉的嘴像个小钢炮儿，一点也不示弱。“搜不搜是我的权力，权力在我手里，就看我怎么使了。”陆所长在庞勉面前，尽情彰显着他这个警察所长的权力，没想到庞勉却说：“你在山沟里是个小所长，在北平城里也就是条看街的狗，我见得多了。”“你想反呐？把她给我押起来！”庞勉这一骂，陆所长恼羞成怒，两个警察上来，把庞勉押走了。
　　这些日子，先是崔显芳被捕，后高连勇被抓，赵铭鑑被押送到斋堂公安局，八区副区长李复华编了一个七区共产党员名单，当赵铭鑑被灌辣椒水，打得口鼻冒血，半昏迷的时候，拉着他的手按了手印，然后送进宛平县府大牢。
　　三弟国相跑到北沟，向大哥讲了家里的情况。除了偷东西的两个人，崔显芳、赵铭鑑、高连勇、庞勉，陆续被捕，魏国元再也不想隐蔽了。他走出北沟，回家看望了母亲，然后直奔宛平城。魏国元要以曾任国民党宛平六、七区区长的经历，以“一元春”药铺老板的身份，以在宛平七区的名望，找县长要人，据理力争。但他自己很清楚，肯定是自投罗网。但他必须这样做，他坚定地认为，只有自己顶在风口浪尖上，才能争取将党的工作损失降到最低，也才能保护其他同志。魏国元大步流星地跨进宛平县政府大门，走进县府接待室，求见县长。等了一会儿，县长没露面，接待室门开了，几个军警闯进来，不由分说，将他绑了。
　　狱中生活
　　在宛平县府大牢关押二十多天，几次审讯，涉及勾结共党、私造军火，魏国元都以充足的理由予以否认。他早已反复掂量，文件烧了，落到他们手里的信看不出实质内容，认为敌人并没抓住把柄，没得到确凿证据，觉得心里的底子很结实，只要他和大家都咬紧牙关，就一定能顶过去。
　　知道妻子庞勉也押在这里，一个女人，正怀孕，将面临更大的磨难和考验。魏国元忧心忡忡地在监室里踱步，这时，一个女监看守从门前走过，看了他一眼。好面熟呵，女看守友善地向他点点头。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温泉上中学时帮助过的一个女同学。女看守找机会过来跟他说话，他让女看守给庞勉捎话：本就无罪，什么都不要承认。庞勉也将一封信缝在衣服里交给女看守，请她转交魏国元。
　　审问庞勉时，问她是不是共青团？庞勉回答：“什么青年团老年团的，我不懂。”又问她：“你一个城里的姑娘，为什么要嫁给山沟里的魏国元？”庞勉说：“我愿意嫁谁就嫁谁，我妈都不管，你们管得着吗？”审问的人生气了，狠狠打了庞勉两个耳光。
　　北平地安门东大街127号是一所中学，门口挂着河北省立北平中学的牌子。接近傍晚，学校放学了，学生们结伙儿走出校门。一个男孩儿走在地安门大街上，忽听一个报童高声叫卖：“卖报啦，看报啦！看北平小《实报》！惯匪魏光汉勾结共匪、私造军火、危害民国，落入法网！”报童不断重复叫卖，男孩儿赶紧追过去，买了份报纸，加快脚步回家，这个男孩儿是庞勉的弟弟庞宇澄。
　　赵铭鑑既是魏国元的同志，又是他的小老弟。魏国元想到李复华编造的七区共产党员名单，又想到赵铭鑑在半昏迷状态被李复华拉着手按下的手印，有些担心，生怕敌人继续采用卑劣手段制造事端。他想了想，写了一张字条：“宁死堂上，不死堂下。”魏国元把字条交给了那个女看守。女看守帮助给男监送饭时，把字条给了赵铭鑑，并捎了话。放风时，魏国元看到了赵铭鑑向他投来坚定的眼神，很是欣慰。
　　7月7日，一辆囚车开进宛平县府大牢的院子，男牢的房门打开，看守将戴着镣铐的魏国元带出门，押上车。囚车从宛平城开到北平城里的铁狮子胡同1号，此院正门的朱漆大门前有两只生动的狮子，但已不是铁的。这并非等闲之地，清康熙年间，曾是康熙第九子胤禟的府邸，民国期间，袁世凯在此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段祺瑞政府也在此办公，如今门口挂着北平卫戍司令部的牌子。魏国元坐的囚车从侧门开进院子，赵铭鑑和高连勇也被相继押送至此。
　　进了北平卫戍区司令部的牢房，不管审问变换什么花样儿，魏国元都咬紧牙关，对关键问题一概否认，不给敌人留一点口实。各种刑罚也跟着变换花样，打手、打屁股、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蛇一样的鞭子把全身抽得鲜血淋漓，沉重的脚镣把脚踝磨出了血，挪一步，钻心的疼，还把他受伤的腿脚绑在冰坨子里，站在冰天雪地，以致脚和小腿皮肤变黑，时常溃烂……对于这些非人的折磨，魏国元都挺住了，这时，他也曾想到过死，因为他很清楚，对于他，这的确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从监室到审问厅，再到刑室，每一处都是战场。他想到年少时读的书里，那些令他崇敬的民族英雄，想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就义时的英雄气概。他暗下决心，即使被折磨致死，或被枪毙，也绝不能承认“罪状”，因为这关系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关系到党内同志的生命安危。
　　第一次受刑被拖回监室，同室的另一名狱友赶紧过来照顾他。“大哥，你受苦了，别动。”这位兄弟看着魏国元身上的伤，心疼不已，赶紧倒了半碗水，扶他喝下。魏国元很感动，与之成了狱中好友，得知这兄弟叫李之琏，比魏国元小7岁，河北蠡县人，1932年加入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魏国元同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11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帮助狱友成功越狱。一天，李之琏悄声问魏国元，狱中战友组织绝食斗争，是否参加。魏国元询问了绝食的斗争目标，设法通知赵铭鑑、高连勇都参加。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魏国元写道：“绝食斗争虽然失败了，但精神可嘉。我对党是忠诚的，除了思想上早已奠定的立场之外，我感动党对我的信任和光荣的赋予。”
　　魏国元到卫戍区司令部监狱没几天，庞勉也被押送至此。怀孕的庞勉戴着镣铐，上下车走不动。一个男看守嫌她走得慢，朝她的腰踹了一脚。到了卫戍区司令部，庞勉不能动了。审讯时，看守用一块木板把她抬到堂上。审判员让庞勉跪下，庞勉说：“腰被你们的人踹坏了，起不来，更跪不了。”审问魏国元私造军火的事，庞勉一口咬定不知道。让她把文件交出来，庞勉说：“哪里有文件，都是孩子上学读的书，被他们偷走了，怎么上学？去要的时候，看门封了，一生气就把窗户踹开拿回来了。”敌人又问谁是共产党和青年团，庞勉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想枪毙就枪毙吧。庞勉的回答又招致一顿耳光，口鼻冒血，晕了过去，一只眼睛被打失明。
　　魏国元担心庞勉的处境，放风时庞勉见到了戴着镣铐的魏国元，流出了心疼的泪水。魏国元请看守朋友给庞勉传话，没犯过的罪不能承认，也不能做无谓牺牲，让她向关押部门提出保外就医生小孩的申请。
　　这段时间，魏国杰、魏国相、魏国臣等人来探监，都先到烟袋锅胡同曹婶子家落脚，然后再到监狱。有一次，魏国臣给大哥送一份家乡党组织的情报，正愁怎么送进去。一会儿，曹婶子从商店买回一个大咸菜疙瘩，用小刀把咸菜中间拉开一个口儿，再把咸菜晾干，把情报塞进去，咸菜外表没了水分，切过的口子也看不出来。婶子的大儿子曹桂山以送饭为名，顺利地将情报送进了监狱。随着一个个咸菜疙瘩的送入，狱中的魏国元和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鼎力营救
　　魏国元等人被捕后，党组织和家里都竭尽全力开展营救。秋天，北平卫戍区司令由原来的王树常换成了宋哲元，新官上任要处理积压案件，中共宛平县委的同志们呼吁和组织宛平七区36个村庄，联合上保魏国元等被捕人员，魏国元家里加紧行动，变卖所有值钱的家产。卖了二十多亩好地，卖了药铺、大车店和小学校的房子，把国相养的6头牛，连同马、骡子和百十来只羊都卖了。当家人魏国杰数着手里的钱，总共800块，面露难色。母亲张大娥眼里含着泪说：“虽说咱这家也就败了，但也要想办法，砸锅卖铁也要把你大哥他们几个救出来。”“妈，您别着急，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沿河城，找永林他们一块想办法。”
　　第二天天一亮，魏国杰把妻子小九儿做的小米饭团子装在布袋里，系在腰上，就动身去了沿河城。从青白口到沿河城要走60里山路。先到了碣石村，喝了点村口那眼井的水，又到了杨树地，这里是大嫂的娘家，在长城炮台脚下，历史上也是兵家营地。晌午到了苏子岭，他坐在山根底下，就着溪水吃了腰上系着的午饭，起身继续走。过了东岭村，终于到了沿河城，这时，天黑了，他先来到前街东头的师永林家。魏国元等人被捕后，八区保卫团到沿河城搜捕师永林等人。师永林带着老爹和儿子，带着枪隐蔽到碾盘沟的山洞里。
　　由于韩老丑的告状，谭天元知道了王龙沟的王学华也是造枪之人，多次派人抓捕，都扑了空。为防夜袭，王学华夜间活动，白天回家休息。一天，天快亮了，王学华潜回家中，刚躺下，房子就被谭天元派去的警察和保卫团包围了。一个叫王黑蛋的警察把窗户纸捅破，用手枪瞄准王学华，然后叫了一声王学华的名字，王学华闻声坐起，被一梭子子弹打中要害，立即身亡。这帮匪徒怕王学华不死，进屋将他的身体翻了两个过儿，又朝他的脑袋补了三枪。在土炕上睡觉的8岁儿子被匪徒们折断了两手，成了残疾呆傻之人，10岁的女儿被吓病而亡，10个月的小儿子吓得哭不出声儿，媳妇也被抓到了沿河城大庙关押四十多天，折磨得不成人样儿。后王学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家人从碾盘沟找回师永林，也叫来索振勇，魏国杰向他们说了凑钱营救魏国元等人的事。师永林和索振勇都是过命的好哥们儿，可家里没有现成的钱。师永林对魏国杰说：“别着急，今晚住这儿，明早回家，我们马上想辙卖地，尽快把钱送到家去。”“地是咱的命根子，咱山里的地更是从山石缝里抠出来的，甭卖了。”魏国杰说。“大哥他们几个人的命比什么都值钱，地算不了什么。”师永林和索振勇的话带着炽热的温度，魏国杰含着眼泪，不知说什么好。次日凌晨，魏国杰前脚走，师永林和索振勇就找主儿卖地，师永林卖了300大洋，索振勇卖了200大洋，一点没耽搁，师永林把这500大洋立即送到了魏国杰手里。魏家人赶紧用这1300元钱上下打点，并求助乡人当律师的杨德芳和魏国元的朋友王维原。
　　多次审问和用刑，魏国元等人都丝毫没有透露共产党组织的任何情况。在北平卫戍区监狱关押了四个多月，案子仍无任何证据，又转到河北省高等法院。
　　接近年底，魏国元的妻子庞勉被假释出狱，在娘家生了一个男孩儿。生完孩子，她就和魏国元的三个弟弟一起为丈夫的案子四处奔波。她去探监，把带来的食品送到魏国元手里，看到丈夫的手因为受刑，肿胀成黑紫色，头上的伤口渗着血。庞勉用手轻轻抚摸着，强忍着眼泪。回到家，她就开始找工作，挣点钱给丈夫买药和食品，每到周二周五探监时送进去。母亲已去世，庞勉用一个小篓子背上孩子东奔西走。北平的冬天刮着白毛风，呼啸着穿过地安门的门洞，庞勉背着孩子在风中，走两步退一步，被风推搡着。孩子病了，身上烫得像火炭儿。庞勉没钱给孩子看病，孩子死在娘怀里。
　　魏国元、赵铭鑑等人被捕后，中共宛平县委的同志们在张又新、高永生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最初，高永生、师永林、崔一春、张庭深、康纪元、张又新、魏国臣、彭城等人商议，准备通过劫差，救出魏国元等同志，但因错过了机会没能实现。太子墓村的进步青年彭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和魏国臣是同学和好朋友。张又新找到彭城，希望他能通过北平城里的关系实施营救。
　　彭城左思右想，寻找渠道。他想到父亲的好朋友，下苇甸村的商人张久达到北平做买卖，丢了5头骡子，硬是找人托关系找回来了。彭城6岁时父亲就死了，他管张久达叫叔，关系不错，于是找到张久达。张久达带着彭城和哥哥彭复照，用骡子驮着一些山货，来到北平东城毛家湾，找到一个姓于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给面子，马上就给一个叫刘云奇的律师打了电话，将彭城哥俩介绍到东城刘云奇的律师事务所。
　　见到刘云奇律师，彭城说：“魏国元是好人，他是国民党啊，是被人陷害的，他在我们地方上很有影响，很有才能和活动能力。我们请您帮忙，如果您把魏国元的事办好了，今后我们有诉讼方面的事情还会不断来麻烦您。”听了彭城的介绍，刘云奇律师拿起电话，当即给法院打过去，然后说：“魏国元的事已经有眉目了，你们不要再花钱托人了，他的问题已经到了反省院，问题不大，近日我去见见他，为他说说话，争取能早点出去。但这件事，我只能活动到叫他早点出去。”
　　二弟魏国杰听说大嫂已经释放，先到地安门大嫂家看望，又到铁狮子胡同探望大哥，告诉大哥组织和家里对他的营救情况，魏国元非常感动，信心更加坚定。
　　1935年春，经律师杨德芳和王维原出庭辩护，赵铭鑑和高连勇被河北省高等法院保释出狱，检察官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魏国元提起公诉。没查出其他罪证，私造军火和勾结共党的两件罪名不成立，审判长宣判：魏国元犯危害民国罪，判有期徒刑二年半，刑期由被捕之日算起，转河北省第二监狱关押。
　　随着魏国元和赵铭鑑等案件的尘埃落定，关在县府大牢，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崔显芳也被释放，但出狱12天，就在家中去世。消息传到河北省第二监狱，魏国元把那颗倔强的头颅紧紧顶在牢房的铁窗上，流着眼泪，目视前方，他在心的最深处默默地送别他的亲密战友，回忆着相识相知和一起走过的战斗岁月，那颗心感到无比疼痛。
　　河北省第二监狱将魏国元送到大名县服刑。服刑即苦役。河北邯郸大名县至北平的公路正抢修，服刑的犯人成为主要劳力。魏国元和另一个犯人抬着一大筐土，从路基之下抬到路基之上，一筐接一筐，没有喘息的机会。身体虚弱的魏国元肩膀压肿了，双腿打颤，汗如雨下，他还是想多担些重量，让同伴打前杠，他抬后杠，尽量把筐往后拉。走着走着，同伴儿腿一软，摔倒在地，筐里的土洒出一半儿，魏国元赶紧上前搀扶。监警见状走过来，举起鞭子，朝两人身上轮番抽去。中午开饭了，每人两个菜团子，魏国元和其他犯人一样狼吞虎咽。刚过一周，魏国元像是被扒掉一层皮。
　　（未完待续）
　　——摘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