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抗日战争宛如一段波澜壮阔却又满含血泪的篇章，无数中华儿女投身其中，用热血与生命捍卫着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未来。而我的父母，亦是这伟大征程中的一员，他们的故事，如同璀璨的星辰，在岁月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从1940年开始，日本鬼子占领了斋堂川，相继在斋堂、清水、军响、煤窝吕家村西岭子等处安了十几处据点修炮楼。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1938年2月至6月，八路军邓华、宋时轮两个支队先后到达斋堂地区，动员组织民族抗战，先后在各村建立了秘密党组织，成立了宛平县政府及各级工农青妇组织，全面抗战迅速掀起高潮。
　　父亲出生于1925年6月25日，抗战爆发时他还不满13岁。但小小年纪的他就目睹了鬼子们的种种罪行，心中充满了对鬼子的仇恨。
　　1937年8月，门头沟抗战时期最大的一次抗击日军的“髽鬏山战役”打响，卫立煌部83师部设在了吕家村，为了支持前线部队有力地打击鬼子，仍旧是少年的父亲响应地下党组织号召，积极参加了担架队，和村里的青少年们上阵地抢救伤员，帮助战地医院打水扫地清理场地。
　　煤窝吕家村在宛平县政府领导下，于1939年6月建立了党支部，为保一方平安，先后成立了武工队和妇救会等组织。在家族先辈行动的影响下，当时还不满15岁的父亲，瞒着家人报名要参加武工队，由于年龄太小，组织上没有批准。
　　1940年底，党组织经过研究考验，批准了年仅15岁的父亲正式加入了敌后武工队组织，成为宛平县吕家村的公安员。不久，随着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父亲被党组织派往斋堂鬼子炮楼里做“播驿”，就是伺候鬼子们，表面上扫地倒水做小工，实则是监视鬼子们的行动，为党组织和武工队及时提供情报。
　　在地下斗争艰苦的岁月里，父亲坚韧、勇敢，只身入虎穴，每天面对鬼子们的刺刀，他脸不变色心不跳，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很好地完成了侦察任务。1944年2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全面胜利，吕家村及斋堂地区的炮楼相继被武工队捣毁，父亲得以回到家中。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先后担任宛平五区、七区治安员，四区土改员。从1948年起，父亲正式归属公安部门领导，先后任门头沟区东辛房派出所干事、副所长，太子墓派出所所长，门头沟公安局一科副科长等职。1958年后，父亲进入门头沟区监察委员会工作，先后任门头沟公社副书记、主任，区民政局科长，区复退军人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1983年2月，父亲光荣离休，享受县团级待遇。
　　父亲在世时在谈到抗战时期的历史时，他曾说：“国家在危难之时，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害怕过。”
　　母亲是煤窝杨家村人，1927年出生。为躲避日寇的摧残，她15岁就早早嫁给了17岁的父亲。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母亲虽没有像父亲那样深入日寇的炮楼里做情报员，但她也是一个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
　　在1937年8月的“髽鬏山战役”中，她积极参加了杨家村的妇救会工作，做军鞋、送军粮，在战地医院帮助洗纱布救治伤员。嫁给父亲来到吕家村后，由于表现突出，曾担任吕家村第三任妇救会会长。
　　母亲是一位坚强且具有高度热情的女性。1944年5月，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轻充满活力的她，满腔热忱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支援前线，无论是做军鞋，还是给战士们做干粮，她都干在最前面，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抗日将士们挨饿受冻。她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赶做战士们要穿的棉衣，要带的干粮。那专注的眼神，仿佛在诉说着她对抗战前线战士们的关爱与牵挂。
　　不仅如此，母亲还要照顾家里老人的衣食住行，牵挂在炮楼里做“播驿”的父亲的安危。吕家村与斋堂相距30里地，要步行几个小时才能出七里沟，鬼子们又随时出没很不安全。有时十天半个月都没有父亲的消息，她只能默默地等待，祈祷父亲平安，即便这样，母亲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流露过担忧与恐惧，她总是鼓励父亲，让他自己努力地做好党组织交给的侦察工作。母亲的支持与爱如涓涓细流，滋润着父亲的心田，也让他在抗日工作中更加勇往直前。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虽没有正式工作，但她一直积极地参加社区工作，曾多次当选人大代表，曾担任门头沟区大峪办事处峪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多年，为新时期的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
　　在抗战岁月里，父母虽处于不同的岗位，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们在艰苦岁月里，互相支持，相互鼓励，坚守彼此的承诺，对国家忠诚无比。
　　如今，抗战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去，父母也已故去，但父母的故事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奉献。他们的抗战精神，如同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路，让我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能够勇敢地挺起脊梁，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