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头沟，是一个令我眷恋的地方。
　　这事儿，还得从1956年说起。顺义夫家三姐杜桂兰在家里大排行老三，20世纪50年代家里贫穷，一个远房亲戚把三姐介绍给了门头沟东辛房的煤矿工人。当年，三姐与姐夫张振涛喜结良缘。婚后,他们居住在门头沟东辛房村的一个农家小院。娘家大伯与两位叔叔，一有时间就会骑着自行车，去看望杜家这远嫁的侄女。
　　后来，大伯及两位叔父年岁大了，骑车不方便，就委托我去东辛房看望三姐杜桂兰。1969年秋季，那时的交通并不便利，倒了3次车，直到下午2点才到三姐家。三姐热情接待我这个娘家来的弟媳妇，哪肯让我当天返回。晚上，姐夫下班了，我哪看得清他的真容啊？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洗漱之后方才见着本来面貌。我们第一次见面，姐夫谈笑风生，他讲东辛房的趣事、讲下矿的乐趣、讲门头沟的风土人情、讲他自己如何感谢三姐来到他身边组成家庭的暖心话，唯独不说下井的艰辛与劳累。
　　第二天早晨5点，姐夫吃过早饭，带着午餐的饭盒，急匆匆从家里出发，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地心深处的岗位走去。我望着他及众多工人的背影，有一股酸楚的心情悄然而生，这让我想起老公爹、叔父、堂哥们，每个人在探望三姐回去时，自行车的后架上都带着100多斤的煤，这是三姐给娘家的补贴家用。
　　起床后的我走到屋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第一次走进这连绵起伏的大山，仿佛是一幅生动的水墨画。但山并不是翠绿的，而是被一层黑色的粉末所覆盖，在阳光下闪着异样的光。饭后，三姐把孩子安顿好，托给邻居照看，带我去了一趟西山大道。经过十几个村子，足足走了有20里的山路，我们看到了“老爷庙”，街上都是老式的窗子、破败的街道和民房。
　　三姐在路上说：“带你来这里看看，恐怕以后来的机会就不多了，因为你姐夫在单位工作突出，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以后就要调到杨坨煤矿跑外了，就是联系客户卖煤的一些事儿吧？具体的，我也不十分清楚。你告诉家里的老人，让他们放心，我过得很好，就是没时间回去看望他们。”说着，三姐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的心里也十分难过，孩子的拖累、爱人常年下矿、需要料理的家务，难啊！我理解三姐的心情，自从结婚到了东辛房，回娘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她说：“我有时往顺义的方向遥望，泪水止不住往下掉。离家远啊！我想爹娘、想大伯大妈、想叔父婶母、想家里的姐妹兄弟……”我劝慰道：“将来我们生活好了，国家的公交车多了，回家就方便了，等孩子们再大些，你就有时间可以常回家看看了。”
　　说着，关帝庙到了，原来是一所学校，校门上有一副对联：“威名震华夏，壮志在春秋。”院内有一棵银杏树。这里的房子有老式精美的砖雕，依稀可看到房梁上一些彩色绘画，这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记忆中的东辛房煤矿是那么简陋，姐夫出井的瞬间，还有大批家属在出口处迎接。我问三姐：“为啥有这么多人来接他们啊？”三姐说：“你不懂。”我见证了家人聚集在门口迎接亲人归来的急切心情。后来在闲聊中才知道，矿工今天下井，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来。那时的煤矿条件简陋，随着经济发展，后来改善了不少。
　　再后来，姐夫如愿调到了杨坨煤矿。有一次，姐夫借出差之机，来了顺义家里一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一等人，跑外交，皮鞋、手表、大皮包。”我一看，姐夫像换了个人一样。1978年4月，我们又去了杨坨煤矿的三姐家，家里完全变了样，楼房干净整洁。我们住了三天两夜，那是带着二女儿杜爱红去参加三姐大女儿淑红的婚礼，那一年二女儿才5岁。
　　再去三姐家，就是20世纪90年代了，是我的爱人杜槐去看望她。他在丰台工作，二女儿在丰台读书，每逢周六、周日有时间，他们爷儿俩便从丰台出发去看望三姐。每次去三姐家，三姐都是盛情款待。
　　2010年，三姐、三姐夫先后离世，他们最终没能走出门头沟的大山。杨坨煤矿，那个三姐、三姐夫挥洒青春的地方，向所有曾经的煤矿工人们致敬！门头沟，这个令我眷恋的地方，祝愿它发展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