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宏伟
　　自从回家乡当记者以来，10几年间有过无数次的采访经历，有些事采访过后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忘却了，而有些采访经历，却没有被时间所冲淡，而令人终生难忘。
　　2004年，那是《京西时报》创刊的第二年，也是我开始做记者的第二年夏天，如果按照日本1945年宣布投降算起，应该是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当时报社要求记者深入基层采访一些还健在的老人，回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警示后人毋忘国耻。回家后跟父母聊起这件事，希望能给自己提供一些帮助。曾经在山里当过教师的父亲说，他认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侵华日军制造的“王家山惨案”的幸存者，也是我父亲的一位学生的父亲，他叫王文利，家住在大台街道灰地社区，父亲当校长还曾经特意邀请老人为山区的中学生们讲述过他亲身经历的“王家山惨案”。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就利用一个周末，带上父母开车进山去王文利老人家里采访，临行前还特意买了一个西瓜送给老人。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西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王老所住的社区，一排排的平房依山坡而建，整齐而干净。听到敲门，高大健壮的王老从屋里走了出来，见到我父母，高兴地笑了起来，笑声爽朗，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又叫老伴儿沏茶倒水。
　　寒暄过后，当年74岁的王老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后，本来笑着的脸上渐生哀云：“当时的景象真是太惨了！村里40多个乡亲被日本人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回忆起当年的凄惨王文利老人还是不能释怀。我默默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录音笔，开始认真倾听刘老讲述当年的经历。
　　王老操着斋堂话慢慢地回忆起来：“1942年12月，日本鬼子在斋堂川进行扫荡，12日凌晨，在汉奸的带领下，50多名日军和一些伪军悄悄地包围了村子。日本兵把当年只有12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以及其他没跑出村子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赶到一间屋子里。为了问出八路军的去向，日军指挥官赖野把滚烫的棒渣粥往村民脖子上浇……我背着弟弟在日本兵准备烧房之前从屋里拼命逃了出来……大火烧了半个月才熄灭，42人遇难……”听着老人的讲述，一个个画面在头脑中生成，讲到悲惨处，王老已是老泪纵横。一同听着老人讲述的父母也落下了眼泪。王老继续说道：“为了报仇雪恨，16岁时，我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名卫生员。”后来解放了，王老回到了家乡门头沟，当了一名煤矿工人，直到退休。在这期间，王老曾多次到小学、中学给青少年讲述那段惨痛的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教育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作为一个门头沟人，对“王家山惨案”早有耳闻，但现场倾听一位当事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惨案”过程，听着老人唱起那悲凉的《王家山小调》，内心更加深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罹难者的悲悯，以及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憎恶。
　　听完老人的讲述，我们安慰起充满悲伤的王老，说：“虽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每当回忆起来，依然会很悲伤，毕竟是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惨遭杀戮。”
　　在王老家的院子里，我给王老拍了一张他坐在藤椅上的照片，老人面露笑容，那是劫后余生的豁达和历经沧桑内心的平静。当时就想要尽快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让更多的读者知道日军侵华史中发生的这真实的一幕，以警示后人。
　　也许这次采访的内容实在太凄惨，回去的路上，一家人很久都保持着沉默。
　　带着使命感，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这个采访整理成新闻稿，发给了《北京娱乐信报》的记者陈峰，不久，《北京娱乐信报》用了一个整版刊发了我采写的这篇题为《北京王家山村惨案幸存者讲述侵华日军暴行》的通讯，并配发了我拍摄的王文利老人的彩色照片。《京西时报》也用一个专版也刊发了这篇通讯。
　　除了这次采访“王家山惨案”幸存者，几年里我还陆续采访过被强征到日本，九死一生返回家乡的中国劳工，还有生活在区光荣院和村里的八路军抗战老战士，都一一作了报道。转眼到了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报社开辟专栏想让记者采访一些抗战老兵和战争幸存者，可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很多还健在老人有的已经不能完整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有的因为身体原因根本不能接受采访。
　　感叹岁月无情的流逝，抗日战争的参与者和幸存者越来越少，而日本右翼份子还在不断歪曲事实，甚至对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强征慰安妇、强征中国劳工等铁证如山的罪行公然否定，这不得不引起每个中国人的警惕。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曾经疯狂地掠夺门头沟的煤炭资源，作为抗战老八区，这里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整理，去将这些往事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