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得划不出火星。
　　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着牌坊上碎蓝瓷片镶嵌出的“慰庐”二字。被抽调出来担负南门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问连长：“慰庐是什么意思？”连长摇头。
　　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空。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上。杨世林和守卫北门的袁崑，从门窗缝隙中见证了历史，更多的红军官兵则并不知情。老红军王道金生前回忆，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不允许脱衣服，枪搂在怀里，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一直走到了云南扎西，才知道召开了遵义会议。
　　3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了红军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袁崑生前回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绕到北门看望警卫战士，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袁崑所在的红37团官兵列队回答：“不辛苦！”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第3次渡赤水的前夜，红军主力在遵义的长干山和枫香坝，成功歼灭贸然跟进的川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在机要科听到这一消息，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
　　当时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生前回忆：“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想作一首诗。”事实确实如此——红军四渡赤水之后，终于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新华社记者黎云孙鲁明
　　（据新华社贵阳2月9日电）
　　——摘自2021年02月10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