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老舍、巴金、曹禺、茅盾、丁玲、郭沫若、艾青等名字，与他们笔下的一篇篇、一部部惊世之作，璀璨的中国文学浩瀚星河，滋养着亿万国人的灵魂。而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并非各自本名，是用在作品上的“笔名”。久而久之，名扬天下。
　　作家为自己选定某个“笔名”，绝非随性所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寓意，或是性格体现，或凸显其文风，或为隐去其身份。比如，使用“笔名”最多的鲁迅，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
　　鲁迅本名周樟树，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为先生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首次使用，大意为愚鲁且迅疾。此前的1903年留学日本时，先生在《浙江潮》上发表《斯巴达之魂》文章时，曾署名“自树”；1907年、1908年在《河南》月刊发表《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论文时，署名“令飞”“迅行”。
　　鲁迅一生中使用过多少个笔名，说法不一，一说150多个，《鲁迅全集·附集》记载是110多个。先生在上海的9年间，是文学创作最为辉煌时期，呕心沥血撰写的数百篇杂文、散文、小说等，编辑出版在《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著中。那段时期，他在文章中使用的笔名达90多个（见北京鲁迅博物馆），有“何家干”“戎马书生”“丰之余”“苇索”“俟堂”“公汗”“隋洛文”“康伯度”“游光”“燕客”“旅隼”“L”等。
　　鲁迅之所以在文章中变换使用多个笔名，应当说主要与先生工作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关。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加之先生性格倔犟，敢怒、敢言，很多文章尖锐犀利，直指社会时弊，抨击腐败官僚。为深刻揭露抨击腐朽社会制度带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苦痛伤害，唤醒被奴役压迫的广大民众，同时，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和编辑同仁，最好的办法便是用多几个笔名发声，让仇视、诋毁自己文章的人，陷入被揭露和抨击的境地。
　　鲁迅的杂文看似随感而发，实则篇篇言之有物。如，1933年6月10日、11日以“游光”“丰之余”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上的《夜颂》《推》，8月16日、17日和18日以“游光”“苇索”“旅隼”发表的《秋夜纪游》《揩油》《我们怎么教育儿童的》，都是刺向那个腐朽社会的利剑，是唤醒“世上如果还真有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鲁迅在文章中虽然频繁更换笔名，但仍难躲避这样那样的“麻烦”。先生在《准风月谈·前记》中曾说：“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有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了。”可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还是“使一些看见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起来。当年，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就讲到，当时主编《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的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这就是“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的鲁迅。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倡导者，他开创的白话文小说，让人们逐步从晦涩蹩脚的“之乎者也”中走了出来，接受到更多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同时，让人们从“狂人”“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闰土”等人物身上，读懂看透“吃人”的封建专制，带给国家、民族的屈辱和伤痛。
　　今天，当我们再读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彷徨》《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作品时，“鲁迅”还是那个隶书般胡须面孔吗？“鲁迅”二字除了象征“敢说”“敢怒”“匕首”“投枪”之蕴意，是不是依然凸显“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之精神？先生所秉持的“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观点，及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品格，是不是显得尤其崇高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