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著《苦难辉煌》一书，落笔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期至抗日战争时期，是一部“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将来”（该书前言）的著作。该书不仅通过多元视角、详细史实，将中国共产党历经的困苦磨难再现我们面前，而且深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牢牢奠基强党强国、民族复兴这一辉煌伟业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革命了百年，奋斗了百年，逐梦了百年。这100年何以“苦难辉煌”？因为从出发那天起，就“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满红地毯的道路”，特别是建党初期至抗日战争那个时期，每前行一步都风雨交加、艰难坎坷，都在上下求索、流血牺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阴云笼罩。在“革命”与“救国”口号召唤下，一批批有识之士前往英、法、德、日等国留学，寻求救国思想，众“领袖”人物也应时而生。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澎湃、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王若飞等。谁能救国于水火之中？1911年，时年18岁的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广州起义72烈士殉难的消息，由此知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和同盟会纲领，崇拜康、梁“君主立宪”。当时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然而，随后的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让彼时的中国政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1926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的“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言论，及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3·20”中山舰事件、1927年“4·12”反革命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件”等，致国共两党走向信仰相悖，乃至硝烟战场。
　　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毛泽东从《共产党宣言》《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到了，从大革命失败教训中找到了，那便是“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斗志。他明确提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后，毛泽东又在多部著作中系统阐释了中国革命方略。《共产党宣言》日本翻译家辛德秋水，当年也就“革命”问题指出：“唯一出路是和工人阶级一道，投身于革命的烈火之中。”显然，革命是“烈火”的，是“暴烈”的。
　　中外历史上的每一次大革命，无不激流涌动、大浪淘沙，无不是对人们信仰的严肃考验。“巴黎公社”如此，“十月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也不例外。党的一大召开时，参会的13个中国青年人，不能不说都激情满怀、志向高远，可有谁会想到当时“他们聚焦在了中华民族命运即将发生巨变的起点”上？谁将信仰坚守始终了？时年19岁的代表刘仁静晚年时坦言：“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人生的路口上，每一次抉择都是信仰信念的淬炼。红军将领陈赓出身地主家庭，他的同乡许克祥出身贫寒之家，但两人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阶级。陈赓在一次次反“围剿”和抗日战场上浴血杀敌，许克祥却扮演了“刽子手”角色。在那个特殊岁月里，类似陈、许者还有很多，如当年黄埔同窗的那些国共将士，何以有的彪炳史册，有的抱憾终身？信仰使然。一种是为穷人争天下，一种是为富人保江山，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让受压迫的亿万民众翻身得解放。
　　《苦难辉煌》一书记述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云卷云舒、风雷激荡；每一位中外历史人物，都凸显使命担当、信念信仰，影响着中国革命、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信仰是什么？是生命之根、精神之魂，信仰于国家、民族也如是。譬如，那时“先进的日本人、先进的俄国人比中国人更早向西方寻找真理”，而结果是“俄国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日本人则找到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驱使日本走向了邪恶，也给本国带来灾难。不管日本政客承认与否，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纵观近代以来中外历史，再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14年抗战……有哪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只为信仰义无反顾、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没有！无论身处挫折与危机、失败与苦难、荣光与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众志成城、岿然不动，始终坚定革命到底、民族振兴初心使命，前行在革命、奋斗、筑梦道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信仰辉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