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原院长）、著名诗歌理论家、当代中国诗歌界泰斗。这样一位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诗界名流，却与北京西部门头沟山乡有着一段特殊情缘。
  最初发现“缘”之线索是读先生怀念曾任《诗刊》主编的门头沟籍诗人张志民的文章。文中说：
  “京西一带山水壮丽辉煌，培养那里的人质朴、善良而又豪爽的性格，张志民的一颗诗心，就是百花山的精魂所熔铸。”文章介绍张志民的家乡是“斋堂川中的张家村，是重峦叠嶂中的一座美丽而艰苦的小山村。”还说“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去张志民的家乡，那一带路径我很熟悉：出西直门往西，乘京张线至雁翅，沿永定河碧蓝的河岸，往大山深处走去，前面展开的便是斋堂川。”
  如此熟悉并深情的文字，不是三天两日的涉足，或一知半解的领略就能做到的。
  “一个时期的经常去”，又是怎样的概念和缘由？
  “探究缘由”从一次诗歌活动开启。2018年秋，在被称为“举人村”的门头沟斋堂镇灵水村，我区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诗歌学会、北京作家协会共同组织了一场中美诗歌交流活动。五位美国诗人和数名国内诗人齐聚小山村，在当年举人的宅院里，以“诗歌与乡土”为题，举办中美诗歌交流座谈会。座谈会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光明主持，时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的谢冕先生最先致辞。
  所致之“词”与众不同：“今天大家在这里相聚很快乐，但是我却想起了过去年代的痛苦。”“当年，我曾经在这个地区工作过”。他强调，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是一个无法忘怀的“饥饿年代”，
  “那是一个大饥饿的时代，不是一般的饥饿，而是非常的饥饿。”
  谢冕先生用诗性的语言，回顾了当年和这里的乡亲们一起度过灾难岁月的历程，他说：“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粮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我们等待春天的到来，因为春天到来的时候，榆树就开始长榆钱。我写过一首诗叫《救命‘钱’》，因为，榆钱救了我们的命。春天过去，夏天到来，菠菜出来了，一片绿色！我们终于能用菠菜代替粮食。”尽管记忆充满了饥饿与苦难，但这块土地、这片山川，却给这位国家高等学府走出的热血青年留下深沉的热爱、感恩与赞颂。他说：
  “刚才王光明讲了怎么怀念乡土，我就是怀念这段记忆。感谢这片土地，因为她有榆钱，有菠菜，使得我们能够免于死亡。”
  进而讲到特产：
  “门头沟盛产煤炭，这里的山上都是煤。所以那个漫长的冬天，我们一方面是饥饿，但是还很温暖。这片土地是温暖的，是充满爱心的。”
  然后引出诗歌：
  “我要告诉大家，在饥饿的状态下，我怎么活下去。就是诗歌！诗歌让我在寒夜里生长温暖。我从来不是诗人，但我要告诉大家，在那个时候，一年多时间，我写了许多诗。写过榆钱、柳絮、苹果树……写过斋堂川许多漂亮的景物。也就是这些让我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我和斋堂川的乡亲度过了那个灾难的岁月。我们感谢这片土地，感谢诗歌，使得我们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能活下去。诗歌是温暖！诗歌是甜蜜！诗歌是爱心！”
  此时我们知道了，这位著名的诗歌理论家、评论家，首先是诗人，是一位对“乡土与诗歌”
  “诗歌与生存”有着深刻理解的诗人。
  致辞感动了所有人，随着翻译语音落地，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带着中外诗人从心底迸发出的赞颂与尊崇，带着从心底到眼中的泪花之感动。
  先生的致辞成为引领活动的一篇精彩序言，引起强烈的共鸣与共情，外国诗人也发出由衷的感叹。美国诗人艾莉森·艾德勒·汉芝·库克在发言中，动情地讲述了她的乡土给予她人生、生命以及诗歌的深刻影响。
  由于参与活动组织与接待等事务，我没能有时间和机会通过向谢冕先生这位直接当事人，了解当年他来此工作的起因和情况，使遗憾一再拖延，长出枝蔓，长成一首朦胧诗。但又不敢，也不忍心轻易打扰这位年逾九十，仍在诗歌领域成果不断，在全国范围的重要诗歌活动频繁出场的诗界大佬。
  直到2025年秋，我心怀忐忑给先生发微信，提出拜望请求，先生欣然同意，并约定了时间。
  在谢冕先生家里，听先生娓娓道来，讲述他那段刻在生命里的经历，夫人陈素琰教授不时提示与补充。
  196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不久，谢冕等十八名北大干部和教师被派往京西门头沟深山里的斋堂人民公社。工作是落实1959年中央郑州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提出的“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公社的主要基础，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的决定，改“大公社”的体制，刹“一大二公”的“共产风”，以及后续提出的“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材，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给予补偿。”的决定。
  谢冕被任命为斋堂公社办公室主任，他和同志们一道，在大跃进的亢热之后，紧锣密鼓地落实收缩政策。门头沟全区原有门头沟、大台、斋堂三个大公社，
  “改制”将大划小，三个变成了十四个。谢冕所在的斋堂公社划分为清水、斋堂、军响三个公社。将公社所有制改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谢冕每天下乡，到村里访贫问苦，听取村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听他们“大鸣大放”发牢骚；把“一大二公”收集农民的财产退回生产队和农民，向农民道歉。退回的财产包括牲口、农具，以及开办大食堂时收集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并不时向区委汇报工作情况。
  有限的财产退还，造成无米之炊的大食堂解散……尽管工作是纠“偏”，但“偏”和大自然的报复却给农村酿成饥饿的灾难。
  谢冕有时住农民家里，有时住学校，妻子来探亲，就住在斋堂中学的实验室。有一次，他和一所小学的老师住在一起。这位兼校长的老师很热情，又实在无粮可吃，便找来一捆玉米秸，剥去外皮，粉碎成面，蒸窝头招待谢冕。谢冕怀着与民共苦之气概吃下玉米秸窝头，第二天解不下大便，十分痛苦。
  上、下清水村之间有段半高台地，上边盖着房子，远望，像茫茫山海中飘着的一只大船，于是，此地名为“汉船”。清水公社机关曾设“汉船”之上，谢冕也曾住在这里。晚上，一天只喝了两碗稀粥的谢冕饿得无法入睡。夜深了，他出屋寻觅，看到墙根有口大缸，掀开盖子，里边腌着大萝卜咸菜。他毫不犹豫地捞起一个，咬了一口，太咸了，回屋用小刀切碎，在水杯里泡了泡，然后吃掉，才勉强睡下。
  收缩、改制之后，情况逐渐好转。公社杀了一头猪，村办酒厂请大家喝酒。喝酒吃肉，谢冕尽情享受这久违的“盛宴”，同时初尝醉的滋味儿。
  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和村民一起开会座谈，认真记下村民的诉求。在白虎头村，晚上散会之后，他住在村书记家，和村书记一起睡在土炕上。刚躺下，身旁鼾声大作，书记口鼻气管一起“拉风箱”，气喘频率紧揪着他的心，一夜没睡。接着发现，山里不少男人都有哮喘病，原因是山里有许多小煤窑，山民下窑挖煤，缺乏劳保患矽肺所致，心里顿生疼痛与惆怅。
  谢冕热爱山乡的每一个村庄，更爱这里的人。说起斋堂川南沟，如数家珍：“那条沟里有四个‘达摩’村，分别是达摩庄、上达摩、下达摩和西达摩，再往上走最高处是洪水峪，那是刘恒的外祖父家。”接着讲起洪水峪趣事。晚上开会，村书记发言，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女孩儿站在门口听，村书记看她不走，就让她进屋。女孩儿说：“屋里那么多领导开会，我怎么好意思进去。”但仍无离开之意。谢冕觉得有趣，就将场景与人物刻画写进了他记录山乡生活的“札记”。若干年后，札记被北大中文系曹文轩老师看到，发出感叹：“谢冕老师写小说的才华被淹没了……”
  三年山乡时光，已融进六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虽非故乡，却在京西山水种下缕缕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