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栓柱
初中毕业时,我去东北、内蒙那些边疆省区上山下乡的任务基本截止,但是,还有到本地农村农场插队、插场分配任务。当时,家里日子过的着实紧巴,继续读高中还得交学费,我就选择了插场。之所以选择插场,是因为去农场好歹是上班工作,月月能发工资,虽然每个月只挣20块钱左右,起码解决自己吃喝没问题。而插队是去农村,不光吃住条件差,而且是挣工分,年底才结算,平常一分钱现钱都见不着,一年下来也落不下二三十块钱。
当年插场去的是房山县长阳农场下属单位基建队。那时,长阳农场也叫长阳公社、“中柬友好人民公社”。所以还叫“中柬友好人民公社”,这里有一段历史。史料记载,1970年初,柬埔寨政局发生动荡,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王国政府为恢复政权来到中国寻求帮助。1971年11月7日,国务院发函将房山县长阳公社命名为“房山县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当天,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及西哈努克等,在“中柬友好人民公社”院内共同栽下象征两国人民友谊的常青树。
长阳农场被命名为“中柬友好人民公社”后,农场的工业、农业、林果业、畜牧业等发展建设快速提升,不仅水稻、林果种植面积有所增长,品种越来越优化,生产加工日趋规范,而且促进了钢铁铸造、化工材料、农机修理、奶牛与梅花鹿养殖、酿酒等产业发展,建立完善了卫生院、幼儿园设施。那时,我工作的基建队负责农场各单位职工(家属)宿舍、车间厂房建设,岗位工种有瓦工、木工、架子工、电工、钢筋工、油漆工、会计、后勤(管库和做饭)、车把式(赶马车的)等,总之都围着基建工程干。单位干部职工有的来自河北、天津,有的是房山县当地人,有一部分是插场学生,居民户、农民户都有。当时一起插场到基建队的学生,除了我们学校的7个人,还有城里两个中学的二十几个人。后来才得知,那两年不少应届毕业生插场到这里,有的被分配到化工厂、铸造厂,有的分在农机站、果园等单位。那会儿插场的学生普遍十六七、十八九岁,思想简单,活泼好动,激情四射,一两年左右,谁和谁“轧马路”(指谈情说爱)那类新闻趣事,就传扬的尽人皆知了。
基建队整天和砖瓦灰沙石打交道,盖的房子大多是人字脊、红砖青瓦平房,楼房最高是4层。刚到单位头两个月,大家先从挖地基、搬砖和灰、搬运钢筋物料那些苦累脏活茬干起。不管盖平房建楼房,不管晴热夏季严寒冬天,开槽、和灰、砌墙全是铁锹、大镐、瓦刀、大铲。平方地基圈梁和楼房圈梁,要支盒子板、绑钢筋、浇筑水泥。盖楼房时,两层以下上砖上灰就是一锹一锹的铲,两三块两三块地往上递、往上扔,三层以上才用小斗车、卷扬机往上运。虽说非常辛苦,大家仍然很卖力气。架子工绑杉篙、搭脚手架,用的是松木杆子、麻绳;钢筋工挝钢筋、绑钢筋,得一根一根挝、一道儿一道儿绑扎;瓦匠师傅手握瓦刀、大铲,砌的墙和砖缝横平竖直;木匠师傅经过锯、推、刨、凿制作的门窗,严丝合缝。两个月“试工期”之后,领导根据大家表现或某种具体情况,分配谁去瓦工组、木工组,谁去干架子工、电工等。我和一名女生(后来我俩成为夫妻)被分到油工组,工作是厂房建好、门窗安上之后,我俩负责刷漆、安玻璃收尾工作。
我在基建队工作了两年,做油漆工的时间是20个月,之后参军离开这个单位。那段时间,我俩无论去哪个单位(工地)干活,单位都安排手扶拖拉机或者派车把式赶着马车,帮助我们搬一次“家”,把我俩的木板床、铺盖等用品送到干活的那个单位(工地)。虽说干活就我们俩,但是仍然要划考勤,上下班必须准时准点,丁是丁卯是卯,保证工期,保证质量。那两年,我去过农场场部、铸造厂、化工厂、长阳牛队等单位刷漆、安玻璃。长阳牛队建设的圆形厂房里安装的挤奶设备,那时属于半自动性质,设备运行后奶牛挤奶效率提高很多,从规模上看可同时给20头奶牛挤奶。记得去农场果园干活是到基建队第一年的夏末秋初。当时是苹果收获季节,也正赶上人家单位卖苹果。其中有一种苹果梨,果园职工说是他们嫁接的,挺好吃,果园就按单位职工卖了我们几斤。那是第一次吃到苹果梨,也是唯一一次,味道确实有苹果的甘甜、鸭梨的清爽。
那时的长阳农场场部,办公房子是平房,宽敞的食堂兼作会议活动礼堂。因为对外是“中柬友好人民公社”,大院环境非常整洁,茂盛的松柏、杨树生机昂然,各种花草绿植芳香葱郁。一次,农场举办书画比赛,单位看我会画画(其实画的很一般),就推荐我参加。不仅增加了自己的绘画兴趣,期间还参观了四季青书画展。
当年一起插场到基建队的男生,有两个人同名同姓。为了好区分,大家把年龄大两岁的叫大生子,把小两岁的那位叫小生子。大生子、小生子不仅名字巧合到一字不差,俩人还都跟车打了一段交道。只是大生子去学开手扶拖拉机,小生子是去赶马车。那时,单位有辆“130”,还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几辆马车。开“130”得学驾照,开手扶拖拉机、赶马车不用。当时手扶拖拉机是胡师傅开着,马车是几个老师傅赶着。领导最后决定大生子跟着胡师傅学手扶拖拉机,小生子去赶马车。大生子长的俊俏,国字脸,浓眉大眼,能说会道,师傅喜欢。从能独自驾驶手扶拖拉机以后,缺油加油,缺水添水,出车前检查,收车后再检查,工作干劲别提多高了。让人羡慕。小生子看着有点顽皮,却是个机灵鬼,好像天生就是会赶马车,三两天工夫就摇着鞭子“得儿~吁~驾”的上了马路。一次,单位安排他和另一个师傅去大红门木材厂拉木头,他二话没说,兴高采烈跟着师傅上了路。17岁的孩子赶着3匹马的四轮马车,“嘎嗒嘎嗒”从长阳走到大红门,早晨五六点走,傍晚六七点回来,来回几十里,啥劲头?可他一点不怵,安全顺利地把木料运了回来。有一天,小生子从外头拉回单位一头毛驴。哥几个跟他打听:哪儿的?他乐呵呵地说:5斤全国粮票买的。那年月,5斤全国粮票能买头小毛驴,可见粮票得多值钱了。
说起小生子,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入伍参军时他送我的那份纪念品。当时,有人送我日记本,有人送我钢笔,有人送我毛巾。而小生子送了我一套油画笔、一个《美术日记》。过后我发现,他送我的《美术日记》不仅与众不同,而且非常珍贵——是“1956年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赠送先进生产者的奖品,印数10万册,每册都有一个编号。尤其里面上百幅书画作品,犹如一部中国近现代书画史。如,齐白石、何香凝等合作的《和平颂》,沙更世的《和平万岁》,蒋兆和的《小孩与鸽》,金浪的《渡过金沙江》,黄丕显的《长征》,郑洪流的《一级爆破英雄黄家富》,张怀江的《佛子岭水库》,曾景初的《合作社的托儿所》等,是今天难得一见的珍品。
那些年,农场工作的很多职工是住在集体宿舍里,在单位食堂吃饭。刚到单位时我住的宿舍里,已经住着5位老师傅。像我们这些刚到单位的年轻人,得有眼力见、勤快,扫地、打水、收拾炉灰这些杂活,要抢着干。吃单位食堂,吃米饭用米票,吃馒头、烙饼、面条用面票,吃窝头、喝棒子面粥用粮票。一碗大米粥二分钱,一个馒头(二两)4分钱,素炒菜几分钱,鸡蛋炒西红柿、肉炒黄瓜片最多一角二分钱。因为我们经常换单位干活,每到一个单位就得换一个单位的钱粮票,干完活再退换。那时内部钱粮票是纸质的,上面盖着单位印章,有的加盖着负责人印章。
在农场工作那两年,回趟家实在不方便。从长阳坐长途车到丰台路口倒车,到石景山还得倒一次,来回一趟车钱9毛钱,路上至少得用四五个小时。9毛钱在今天连个冰棍都买不了,可那年月能买5斤面,或者买一斤猪肉。有的人为了省下那块八毛车钱,有时就骑自行车。骑车不光自己方便,别人借着骑一两回也是相互帮衬。还有,骑车不仅省钱,后架子能带些东西,谈朋友处对象的还能来回搭伴儿,美吧嗞儿的边走边聊,何乐不为呢。
总之,那时的年轻人,干活时总是一身臭汗,不怕脏累,而每当回家或者和心上人遛弯逛街时,照样捯饬的时髦靓丽。那代人年轻时有青春、有理想、有志向,也很现实、很单纯、很自尊;懂得尊敬师傅,融入社会,更懂得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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