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龙泉镇东、西龙门村之间的安全街住了几十年,安全街往上那片街叫和平街。安全街、和平街都是一排挨一排的排房子,据史料记载,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解放初期。住在那片街上的上千户住户,绝大多数是矿工家庭,就是人们说的居民户,农民户口的住户极少。如今,再也看不见那片低矮的排房子和东、西龙门两个村的影子了,再也看不见满目疮痍、垃圾遍地、破旧沧桑的景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装饰一新的住宅楼,是一条条敞亮宽阔、平坦洁净的柏油路,还有街心公园。
但是,有些记忆总让人挥之不去。即便楼房盖得再高,时间过去得再久,有些往事显得再短暂,哪怕有些稚嫩、有些沧桑,回味起来却也能给我们一些感悟。像下面这样的小事儿,就让我挥之不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我在龙门小学读书。龙门小学在西龙门村里头,学校门口是条三四米宽,两米多深的水沟。每逢雨季,九龙山下来雨水就顺着这条沟往下流,山泉水能流好多天。水沟上头架着一块大石板,就算是石桥了,老师同学进出学校就走那个石桥。学校上下课的时候,没有电铃和放音乐的喇叭,是一个老师傅“当当”去敲打一节几十公分长的铁轨。那年月,三四年级以下孩子们的书包里,除了算数书、语文书、作业本和装着铅笔、橡皮、木尺子的铁皮铅笔盒,基本上没别的东西。很多孩子的图画本,是用白纸粗线缝的。画画的颜料则是那种纸盒里装着大拇指盖大小的12色水彩,再有就是比铅笔粗点的蜡笔。
记得一二年级学过一则《铅笔头的故事》,故事主要是告诉孩子们要培养节约精神,铅笔使用到很短的时候也不能扔,要用铅笔帽接上继续用。类似的故事,在孩子们身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很多孩子都舍不得扔掉铅笔头、橡皮头,有的买铅笔帽接着用;有的自己用纸卷笔帽。没用完的作业本,也都重新订起来接着用。当然,那个年代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裕,孩子们在学习用品上的节俭,不过是百姓生活的缩影而已。
上小学那几年,每天都要路过西龙门村生产队,然后再往村里走二三百多米才是学校。那个年代,生产队的队部,就那么三两间用石头土坯和黄土花秸泥盖的房子,门窗上没几块玻璃,多数糊着纸。别说没有队长办公室、会计室、会议室啥的,连像样的木头柜子都没有,就三两张破桌子,一两个长条板凳,值班的人晚上睡的不是土炕,就是用砖头架起来的木板子。冬天屋里就生个火炉子。看过《焦裕禄》里面的县委办公室没有,就那样儿。生产队队部和牲口棚,都在一个场院里。生产队喂养的马、骡子和毛驴,都圈在四面透风的牲口棚里,马车、犁杖、锹镐和筐、笸箩等农具,堆放在屋檐底下或场院边上。千八百平方米的场院,从开春到入秋,苍蝇蚊子满处飞。雨天就是个泥塘,牲口粪和着污浊的泥水四处流淌,臭味熏天。不过生产队也有专人负责清扫马棚,隔三差五清一回里头的马粪,然后送到田里做肥料。
当年,东、西龙门生产队一样,都以种麦子、玉米、高粱、谷子和白薯这些庄稼为主,茄子、西红柿、豆角、黄瓜这类蔬菜,还有瓜果梨桃却极少。不知道是生产队不时兴种蔬菜水果,还是政策不允许,反正看不见生产队收这些东西,也没见村里给村民分这些东西。那些年,生产队和村民就认工分,不管给粮食还是给现钱,年底按工分算账。
那天,从相关媒体报道得知,圈门里那地方的窑神庙公园建好了,我兴致勃勃地前去游览。当我走上圈门车站北边石桥时,我停住了脚步——北涧沟、岳家坡前后左右那片至少经历了五六十年风雨的低矮平房,正在实施新住宅区建设和拆迁工作。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也将留给我们不少远去的记忆,不管那些记忆是浓淡深浅,还是酸甜苦咸,一定会让我们感悟出点什么。因为,历史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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