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的记忆里，北京的冬天很冷、很长，山区的冬天就更冷、更长。人们惯称的“冬仨月”，指得大多是城区，山里差不离儿得小半年的时间。我家住在深山里，打小就离不开煤火炉子，吃够了它的苦头，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五口人，挤住在一间约20来平方米的屋子里。房间本就不宽绰，一个大土炕占据了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再放些桌柜、搭炉灶，就显得更窄了。有钱不盖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我家住的房子是个小东屋，夏日西照，冬天寒风吹，天热尚可忍耐，冬天那个冷劲儿实在让人难忍难熬。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那是解放初期国家分配给的“土改”成果。从此，几代贫农的我家，也算是有了祖产了。
　　村里有煤窑，烧煤比较便宜，但人们为省钱，仍然以烧柴禾为主，家家的柴禾堆得小山似的，寻常只有入夜时，才用煤末掺黄土将火封闭。到了冬天，烧柴不顶事儿，只得烧煤。于是，我家的屋子里搭了个做饭用的土高炉，炕沿下砌了个地炉，用来烧炕取暖及辅助做饭。
　　我上中学时，每天往返10多里路去斋堂上学。为不耽误上学，母亲每天大老早就起来做饭。夜里，炉火全封起来，窗上的玻璃结满了冰花儿，缸里上面的水层冻成寸把厚的冰圈儿，每天都得用菜刀背儿连戳带砍才舀出水来。后来，父亲在台炉和地炉的火口旁边，各挖了一个洞，把小瓷缸灌满水放进去，经过一宿的缓蒸慢烤，第二天满缸的水热乎乎的非常好用。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不少人家拆了土炉台，换成了铸铁的炉子，也叫洋炉子。我家的铁炉子上有炉台，中间是一大一小两个炉圈，中间置放炉盖。炉台上，在与炉门相反的一侧，留着一个向上的圆口，以连接烟筒，还有一个风门，是以平衡火力旺弱之用。烟筒是铁皮的，有黑白两色，有整截的，有半截的，还有拐脖子，是连接烟筒的，炉子边上围个铁皮挡板，还可以搭毛巾，烘晾洗的衣物。烧炉子必须常备几件工具：火钳子、火筷子、火钩子、火铲子，无论夹煤、捅火眼、擞铲炉灰，都是必不可缺的。第二年春天，我们拆了炉子，把烟筒卸下来，敲掉烟灰，铰掉破损或有沙眼的地方，洗刷晾晒后存放起来以备再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门城镇分了楼房，尽管享受集中供暖，可烧火做饭仍然离不开火炉子。当时烧得是按定量供应的“蜂窝煤”，我家三口人，每月200块，在定点煤场凭煤本购买，然后用手推车运到楼口，再搬到晾台上码放整齐。
　　买煤容易运煤难，每买一次都犯一次愁。那会儿，我家住在五层楼，没有电梯，只能搬着煤一层一层地往上爬。每次搬煤都是全家出动，连我八九岁的女儿都上阵，拎着小水桶，每趟都能搬个三五块。开头两趟，我搬上十多块煤还不觉得咋样，后来便越发吃力，每迈一步台阶，都感到脚根儿发软，到了最后真的是强弩之末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朋友帮我弄了个液化气本，一个多月换一次气，尽管同样要扛着煤气罐爬五层楼，尽管仍然很累，但再累也只是累一趟，省了老鼻子劲儿了。到了90年代，城镇人们用上了天然气，做饭时一拧开关，嘿，齐活儿！
　　20世纪初，我在山区老家盖了五间新房，按家乡风俗，头一个春节必须在新房里过。于是，我购置了一个大铁炉子，在各房间连接上铁管，村人称为土暖气，燃着铁炉子，热气输入管道，各屋皆暖。炉台平阔，上边总坐着一壶开水，还放着一个用粗铁丝编的“铁篦子”，在上面烤馒头、烤白薯、烤土豆。别看它不起眼，有时来不及做饭，就把凉饽饽、凉饭菜放在上边加热，一顿饭就解决了。
　　白天，我们毫不吝啬地烧砟子块，屋里温暖如春。晚上，大家钻进热烘烘的被窝，美滋滋的那叫一个舒坦。谁知，到了半夜全都被冻醒了，我蜷缩在背窝里熬过了半天，才不情愿地爬出来一看，炉底的炉灰堆满了，我用火钩子擞搂干净，等火苗升腾起来，重新添加煤块，屋里又热乎起来，接连两次起来添煤，我索性不睡了，一直守着炉子熬到天亮。
　　街坊告知说，我家的炉膛没搪泥，尽管用煤末封了火，煤块依然烧的很快。炉子内没有配套的炉瓦，必须搪泥，也叫“套炉子”，就是用黄土、麻刀、掺石灰和成泥，在炉膛内一层一层池抹，直至炉口处。搪炉子是个技术活儿，抹厚了不易散热，抹薄了既费煤又爱灭火。如果用久了，泥块掉裂或是结的砟子核儿太多，就得重新再搪一次。热心的街坊撸起袖子要帮忙，我感谢地拦住了：“这事呀，你动嘴，我动手，不然总得求人！”
　　烧炉子最麻烦，最精细的活儿就是封火，煤烧得旺时才能封，不然就把微弱之火压灭了，但太旺也不行，又容易烧过头了。但凡事没有三天的力巴，摆弄几次也就运用自如了。
　　如今煤火炉子，在城镇已经成为了生活的记忆，然而我却迄今难忘，因为它，曾经伴随我走过许多难忘的日子；因为它，才会使我们把从烧柴禾到烧炉子，从烧液化气到烧天然气的历史连接起来，煤火炉子，是时代变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