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奇
　　张守仁，（1933年9月～）笔名青江，上海市崇明县人，历任《北京晚报》文艺编辑、北京出版社编辑、北京作家协会理事。1978年参与创办《十月》期刊，任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废墟上的春天》、《寻找勿忘我》等。《林中速写》、《老船》分别获第一、第二届中华精短散文大赛奖。
　　张守仁曾经在我区原北岭公社王平口大队下放劳动，在他的日记和文章中均有对这段下放经历的记述。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一、我感激他们——《世界美文观止》代编后记中的记述
　　1969年5月，军宣队把我下放到门头沟区北岭公社王平口大队劳动改造。我在那里和农民一起夏锄、秋收、垒堰、养猪、背煤、赶牲口、崩石头、烧石灰，先后住在牲口棚和坡上一间死了老人的石板屋里。社员们看我干活卖力，为人实诚，都照顾我、关心我。1970年冬天，我在山坡上烧石灰时受了凉，发着40度高烧，唇焦口渴地躺在凉炕上。邻居赵大娘冒着呼啸寒风，闪进屋里，伸手摸摸我额角，又把手插进褥子下面探了探，心疼地说：“生病了，地炉灭了，炕这么凉，怎么睡？不会拾掇地炉，也不言语一声。”赵大娘替我掖紧被窝，掀开炉坑上木板，蹲下身子捅地炉子，一边捅一边念叨：“生地炉要勤掏灰，勤漱炉眼子。你瞅，这炉眼堵住了，火还能不灭？”接着她用小锄搂坑里的炉灰。她搂满了一筐又一筐，搁在炉坑边上，然后一次次从坑里爬出来，迈着小脚把炉灰倒到屋外去。赵大娘又捡了一大把干树枝，插到地炉里，从自己家里端来一筐玉米核儿．塞几个进炉子，用火柴点着报纸引火。小屋里亮起了火光。然后她把和匀的湿煤一铲一铲添进炉里。炉火旺盛，冷炕渐热．屋里暖和起来。她又烧了一壶开水，叮嘱我千万要多喝水。我怎能忘记戴着黑绒软帽、披着黑棉袄、迈着小脚的赵大娘给我倒炉灰、生地炉、烧开水的情景，怎能忘记她那关切的目光和被炉火映红的、慈母般的脸庞……
　　我在王平口村里劳动期间，经常看见一个赤脚医生爬坡过岭、白天黑夜、辛勤给缺医少药的村民打针治病，深受感动。雨天干不了活，我写了一篇文艺通讯，寄给区广播站表扬这位白衣天使。区革委会宣传部负责人发现我是一个能写作的下放干部，便借调我去写雁翅公社因公牺牲的售货员高秀娴的事迹。稿子写成铅印出来发给大家，号召全区人民向她学习。
二、《我日记中的橡树林》中的记述
　　今天下雨了。
　　我住在老鸹山简陋的石屋里。这山坡上的小屋，原来是供开采石头的山民遮风蔽雨用的。自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姚文元发表了《评“三家村”》。批判了我所工作的《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连载的邓拓专栏文章《燕山夜话》以后，北京市长彭真下台，晚报被勒令停办，我也就作为“文艺黑线”上的小走卒，被赶出新闻单位，放逐到门头沟区北岭公社王平口大队劳动改造来了。村里房子紧张，我只能栖身在荒坡上孤零零的石板房里。
　　春、夏、秋三季，早晨挑水喂猪，白天和社员们到大寨田里干农活，傍晚赶牲口驮运庄稼。入冬后就到山上冒着严寒抡锤、把钎、放炮、崩石头，然后在灰窑坑里铺上枯枝、柴草，撒上煤屑，整齐地码上打碎的石头，用泥巴把窑顶封住，点火烧石灰；或者穿着破烂的衣裳，拿着小镐，背着篓子，钻进狭仄、低矮的巷道，爬到地下小煤窑里背煤。
　　下雨天没法干活，我趴在炕沿上写了一篇赤脚医生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的表扬稿，送到公社广播站。广播员看稿时，我见她桌上放着一本红塑料皮包装的《毛泽东选集》，拿来顺手一翻，里面裹着一本已没有封面的小说，是董秋斯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册。我怯怯地问她：“能借我看几天吗?”她说：“你可要保护好啊，我也是偷偷向朋友借来的呢。”
　　兴冲冲回到孤独的石屋，像饿汉觅到了一个馒头，贪婪地“啃”起来。
　　今后数日，有书作陪，不至于在漫漫冬夜中寂寞、无聊得只能静听附近圆柳沟（岩里沟）寒风的呼啸、野狼的嚎叫以及山泉水哗哗的流淌了。
三、我与《牛虻》中的记述
　　文学之梦影响了我对职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当上了文学编辑。“文革”开始，“四人帮”拿《北京晚报》开刀，说它是“三家村”开办的黑店。不久，《北京晚报》被迫停刊，我被赶到郊区门头沟深山里种田、养猪、挖煤、采石、烧石灰去了。
　　那时，我住在北岭公社山顶小石屋里。那石屋房顶铺的是石板，身下睡的是石板炕。所谓窗子，就是后墙上留出一个方形石洞，中间竖立几根小树枝，上面再糊上一层窗纸。那窗纸已破，因此常有野兔或野鸟探头探脑往里窥看。
　　这间简陋的石屋，原是供采石人休息用的。我是被赶到山沟里的“下放干部”，山村里房子挤，自己被分配在采石场上干活，傍晚等社员们回家之后，便独自留宿在这间山顶小石屋里。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星期四，北京门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