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
　　公民文化理论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主要理论之一。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无论是在研究范式还是理论建设方面都对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通过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的优缺点分析，得出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启发性意义，包括重视中共党史的政治文化研究，采用跨学科、跨国、比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在研究中尽量去除价值偏见，实现理论探索和实证主义研究的平衡。
　　阿尔蒙德·加布里埃尔是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当代比较政治学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以对政治制度、政治发展和公民文化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著称。1963年，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合作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出版，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讨论。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建立在他对政治文化分析的基础上，其所要探讨的核心议题是“为什么有的民主体制比其他民主体制更有效，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体制的稳定”。阿尔蒙德及其他的同事们历经几年，通过对意大利、墨西哥、德国、美国和英国这五个国家中每一国进行约1000次结构式的采访，试图获取各种各样的“公民类型”的样本，得出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和符合民主制发展的政治文化类型。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实证研究，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平衡文化和参与者文化，它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维护民主体制的稳定。
　　同时，阿尔蒙德通过对这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特点进行总结，得出了不同国家具有的不同特点的政治文化。他认为，意大利是一种离异的政治文化。意大利人在民族自豪感、党派关系的开放性、参与地方事务的义务感、与他人联合的能力意识和对社会环境的信心方面得分很低。墨西哥是一种离异与渴望并存的文化，政治文化呈现出不协调和不平衡。墨西哥人对政治体系表示出很强的自豪感，他们虽具有很强的主观政治能力却伴随着较少的政治参与行为。德国是一种政治超然的文化。德国人政治认知水平高，将参加投票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他们对政府的行政机构高度信任，对政治体系的取向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美国是一种参与者的公民文化。阿尔蒙德认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模式类似于他所称的公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参与者的作用高度发展，但仍存在着较为消极的臣民和村民，这些人的倾向有利于协调参与者的行为。英国是一种恭顺的公民文化。英国的政治文化也接近于公民文化，英国参与政治的人数比较多，政治卷入的程度和能力意识相对来说也比较高。英国人既为政治体制感到自豪，又对政府的具体工作表示满意，他们把村民角色、臣民角色和参与者角色融合在一起，是一种近似平衡的公民文化。
　　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无论是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对于之后的政治学的发展以及政治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中共党史学科在大的范围内属于政治学学科，其研究方法和理论建设与政治学有一定的交差、重叠之处，所以，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二、公民文化理论的优缺点分析
　　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形成之后在政治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其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阿尔蒙德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民文化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将政治文化的概念纳入政治系统地研究中，把政治文化看作是联系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个体行为和系统行为的桥梁，并用此来解释和说明民主政治体系运行的绩效差异。其次，在研究范式方面，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它勾勒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典范。“有学者将公民文化理论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所具有的意义概括为四个方面：政治文化研究被置于政治发展的语境之下；核心议题集中在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制的稳定；以个体政治态度的分布状况定义政治文化；以对民众政治态度的问卷调查为主要资料来源。”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公民文化分析中，阿尔蒙德采用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研究方法，如角色、社会化、文化冲突等基本概念和抽样调查、问卷访谈等研究方法，从而为运用其他学科知识分析政治现象提供了一个范例。实证调查和跨国比较研究方法也反映了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的基本特点，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这些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共党史方法论的丰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研究同样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阿尔蒙德是通过对公民个体政治态度的调查来分析社会政治文化的。但是微观层面的个体的政治态度的加总可能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的群体的政治文化。两者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仅仅通过对政治态度的研究来反映整个公民文化现状未免过于武断。其次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阿尔蒙德认为美国和英国是比较稳定、比较成功的民主制国家，它们代表了在民主政府方面相当成功的经验，只有它们的政治文化才近似于公民文化。这实际上是将现代政治文化与美英的民主制划等号，带有美英中心论的色彩。显然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美英的公民文化模式，而应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公民文化发展道路。最后是因果关系上的不明晰。阿尔蒙德将公民文化看作是实现民主制稳定的必备条件，主要将公民文化作为民主制稳定的原因进行分析的。但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否的确如此，即到底是公民文化稳定了民主制,还是民主制塑造了公民文化，仍有待于探讨和争论。以上几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的解释力。但是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的缺陷也启示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在自身研究过程中如何避免这些缺陷，使研究更加科学、客观。三、公民文化理论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启发性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是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而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科学的一门学科。张静如教授曾指出：“科学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作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所以，把西方相关的人文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来对于促进中共党史研究内容的深化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党史研究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改变当今党史研究的现状，为党执政提供更积极正确的最前沿最科学的政策咨询和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认清楚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特性，有针对性地将其他学科、其他理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借鉴到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来。阿尔蒙德的公民理论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创新之作，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启示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文化在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启发在中共党史的研究过程中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是研究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层面的要素。“政治文化与主观因素同政治在整个国家内部或者在它的部分集团内部的取向模式相关。”所以，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的发展同时也被政治体系所影响，政治文化在整个历史的变迁产生了变化，同时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体系、历史发展产生影响。
　　和政治文化较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心态史学。心态史学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归纳起来讲,“心态史就是通过发掘人口统计、日记、报刊杂志、档案、遗嘱、田契、诉讼记录等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始材料，借用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探索人类过去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把历史的探寻点转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通过分析广大民众一些明了、清晰的言语、心俗、传统、情感、智慧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通过分析前人群体几乎不知不觉接受的、世代沿袭的观念和意识来说明历史问题”。心态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民众心理的各个方面，目的是通过了解社会心理层面说明解释历史问题。但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是民众对政治的认知、态度和情感。政治文化的研究能更针对性地了解历史演变过程的民众政治心理状态以及这种政治心理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如周鼎所作的《危机与暴力：北伐前夕北京群众运动的政治文化研究( 1924－1926)》一文中，通过客观、详细的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来表现北伐前夕北京的政治文化的特点。
　　在当前的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中，宏大叙事和个案研究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对于中共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特点、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与当时政治形势关系的历史研究却比较少。所以，这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中共党史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系统研究和个体研究之间的桥梁。
　　二、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其研究方法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丰富方面的启示主要有：跨国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一、中共党史的跨国研究方法。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是多脉络的，是对五个不同的国家的研究。阿尔蒙德的这种跨国家的研究方法经受了一系列的困难如劳动和费用的巨大花费、语言翻译中存在误差以及在调研过程中面对的政治敌视和排外态度等，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使得公民文化理论更具有国际视野和科学性。所以，将跨国研究的方法引入到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有利于扩大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扩大党史研究视野。虽然从党史学科的边界来看，中共党史主要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国内事务，但是要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化的视野来研究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就需要通过跨国研究的方法来丰富中共党史的研究。将跨国研究的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中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甚至是非共产党的政党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二，跨国研究通过研究人员档案资料的共享及高科研究技术的合作来实现资源共享，获得更多的史料资源。三，通过跨国研究实现观点价值的尽可能中立。作为本国人研究本国历史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原有的一种价值观和理论框架，这是不利于历史研究的中立和客观的。中共党史的跨国研究能对研究的客观、科学起到巨大的作用。
　　第二，中共党史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理论研究的过程，不单单采用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引入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所以只有开拓视野、转变观念、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只研究党到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从只研究党史到将党史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中共党史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才能前进一步，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也才能取得更大突破。“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与实践中，需要把握的原则是具有双重性的，那就是有效性与有限性的有机结合。一是要注意到某一单一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的有限性。二是在西方的或跨学科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的运用上，要坚持有限使用的原则。”中共党史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历史学有其自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适当地把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能够促进中共党史研究的突破，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跨学科和理论框架的运用也不能过度使用，否则就会影响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第三，中共党史的比较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是阿尔蒙德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阿尔蒙德同样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他希望通过比较调查的方法，能够收集到既直接而又较精确的有关政治态度的资料。“所谓精确，我们指的是：我们的关于被一个特定国家全体人口所持有的政治取向的陈述，很可能比那建立在非系统观察之上的陈述更接近于该国人口的真实的态度。”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能更深刻生动、更准确地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发展的特点。“党的领导层都推崇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法。”但是在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古今中外”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某一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甚至是非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比较，或者将中国共产党的某一段历史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进行比较，而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借鉴性的作用。
　　第四，中共党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将更多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来，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理论对理论，文本对文本的研究方法，要从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近些年来，中共党史学中口述史、个案研究的内容不断丰富，为中共党史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些借鉴性的意义。如张厚义的文章《转型社会中的农村变迁——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13个村庄的实证调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经济结构、收入结构、生活质量、家庭功能与类型、农民思想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等六个方面的变迁”。但是，在中共党史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如何选取“个别”，如何保障对“个别”的研究能够反映整个历史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这也是中共党史实证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的弱点和缺陷的分析启示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尽可能地去除价值偏见，要规范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平衡。中共党史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就是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一特殊性也造成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过程存在的“统一口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政治文件进行的弱点。这样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统治阶级和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偏见。但是，党史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研究历史，科学地认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求是中总结出党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党的活动的科学规律。正如邓小平所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复杂的背景，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评价人物和历史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
　　中共党史研究中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平衡问题。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实现平衡的两个方面。实证研究结果更具体，更有说服力，但是研究者本身如果就带着某一种理论框架去进行实证研究，或者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某一理论，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就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主观性的误解甚至是错误。历史事件在历史长河中是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这些前后历史事件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仅为时间先后关系，也就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带有更多的必然性的还是偶然性因素。在这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如过多的套用、依靠理论，或者坚持研究者主观的判断，那么所谓实证研究的结果就并不是那么科学和客观了。
　　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解释以及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纪六七年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中也不乏许多尖锐的批评。但是这场批判并没有终结由该书开创的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开创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学科领域、以及提出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途径都已深深地影响和启发着几代从事政治文化学术研究的学人。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的优缺点的分析同样启示着中共党史学科研究的新领域的开拓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
　　门头沟区委党校 申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