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甫的《兵车行》，一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特别让人震撼。要知在封建的大唐帝国，有“生女比生男好”的念头，那就是“逆天”了，违背了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理变态，可见战争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是何等的严重。看看，唐玄宗沉迷于歌舞酒色之中，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朝政，穷兵黩武，使“边庭流血成海水”；听听，“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是杜甫用诗歌以史书记载的方式叙述了当时征兵服役的一个告别场面，而且真实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发出反战的强音。
　　从创作的角度上讲，《兵车行》给杜诗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杜甫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纵情游历，抒发情怀及发泄个人对时政的不满，到摆脱自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面向广阔的社会，记录那个时代的历史兴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杜甫的诗从《兵车行》开始，说出民众敢怒不敢言的心里话，用“诗史”反映社会的一些场景，站上了唐诗的峰巅。
　　不用托物言志，不用借景抒情，“诗史”就是以诗的文学艺术，再现社会现实，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也包含着作者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情愁。杜甫，“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直笔”社会，是古代文人中少有的良史，被苏东坡评价为“杜诗似太史公书”。
　　注解杜甫，各有各说。对于“诗史”表述，同样也可谓视野不同，智者见智。《新唐书·杜甫传》的作者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称：“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有史学家评论，杜甫的诗有《史记》的味道，有时间、地点，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故为“诗史”。有人从文学的观点出发，认为杜甫精通各种诗体格律，其诗就是诗歌发展的历史，此乃“诗史”。还有人则说，“诗史”杜甫就是在写自传：“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在诗歌发展史上，从大时代、大背景下的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人不少，但可以被称为“诗史”的寥若星辰。这是因为他们的诗不及杜诗内容多，杜甫的诗篇篇相连构成一幅完整宏大的历史长卷，无所不包：人物、时政、市井、风俗、花鸟、书画、歌舞等，鲜活直观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脉络与特点。杜甫从困守长安到客死于行往岳阳的舟中，一路诗歌一路行，在流浪中漂泊，目睹“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感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憧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诗，于文学性之中针砭时弊，用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度来体现其最本质的东西。可以说，称杜甫为“诗史”，蕴含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内容。
　　杜诗为史，“史”“诗”兼备，吟诵之间，一幅大唐帝国兴衰的历史画卷便史诗般地徐徐展开。廖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