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和标准研究还存在缺位产业缺乏协同发展
　　由于智能制造产业具有需求多样化、碎片化的特点，产业需要面对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标准下的工作和服务，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扶持计划，但总体零散、缺乏系统性，难以形成协同发展，政策扶持效果总体并不理想。如2015年2月出台的《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015-2016年）》未见具体时间表和扶持配套政策。有些行业归口和行业规划还需明确，行业政策和标准研究还存在缺位。智能制造自上而下整体规划和行业准入标准出台的滞后性，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走“风能”和“光伏”的老路，阻碍整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经济成本角度为相关企业“减负”是切实推进智能制造生产方式的最直接手段，其中税收优惠和专项扶持基金可以分别起到“推”和“拉”的效果。国家层面对于智能制造工作已经上升到很高的重视程度，但是目前在政策层层下达分解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政策指令失真和政策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地级市，智能制造改造被作为行政命令下到企业，企业被迫引进一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但却不能合理操作，以税收优惠、专项基金等政策手段扶持智能制造工作落地。
地方政府过度扶持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为了扶持本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近几年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颁布《智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和《高端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作为子规划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也同时发布）。地方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建设计划不断推出，珠海、青岛、武汉、成都等城市开始兴建3D打印产业园，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重庆、洛阳、广州、芜湖等省市出台了机器人扶持政策，在资金、土地、配套政策上给予支持。政策热潮使大量企业蜂拥而上，企业实力良莠不齐，再加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实施不到位，企业不愿意进行研发投入，导致技术同质化、市场同质化现象严重。
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缺失
　　我国智能制造的关键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如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高性能交流伺服电机和高精密减速器、数控机床领域的功能性部件和3D打印机的核心部件激光器，在智能制造诸多基础技术方面仍然停留在仿制层面，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难以突破，造成国产智能制造企业成本居高不下。我国智能制造产业整体上来讲，强调智能生产和智能制造服务，忽视智能管理、智能设计环节，使得智能制造某些核心技术处于实验室阶段，制约了产业化进程。智能制造方式建立在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一大批高新技术的综合运用上，找寻合适的技术源来改造企业生产模式成为智能制造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现实中，大型技术供应商更多提供成套的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改造成本高；而中小型技术供应商则难以提供匹配度高的智能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块，改造效果差。此外，部分中小型企业由于资源限制导致难以搜索到外部智能制造技术商，凭借企业自身技术存量难以实施有效的智能制造改造。
企业单打独斗，产品链条短
　　智能制造领域技术门槛较高，仅仅依靠单个企业探索全新领域显然很困难。工业级产品对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网络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方面要求很高，整体研发耗时较长。我国现有智能制造技术大多掌握在部分科研机构手中，而多数研究机构过于独立封闭，技术研发分散，未能形成合力，同一技术重复研究，浪费大量的研发经费和研发时间。而我国多数企业又热衷于大而全，一些具有较好关键部件研发基础的企业纷纷转入整机生产，难以形成研制、生产、制造、销售、集成、服务等有序、细化的产业链。
地区性劳动力富余与智能制造
　　减员增效之间平衡的问题
我国制造业具有鲜明的地区集聚特色，其中大部分是以工业附加值较低的传统产业为主，低成本竞争策略盛行。智能制造作为一种旨在从根本上改革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前期相关机器设备以及技术学习的成本过高，直接导致企业投资智能化基础设施积极性不高，企业方面阻力很大。另一方面，智能制造的核心理念是网络式、智能化、系统性的生产制造新模式，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具有颠覆性改变，所以企业学习消化过程中也面临人、财、物多方面的成本压力。中国制造业的起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庞大的劳动力基数，但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近年来随着逐年上升的工资成本正在不断弱化。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凸显“用工荒”，智能制造概念随着“机器换人”、“腾笼换鸟”等政策已被逐步实施。而反观西部一些地区正在面临劳动力回流潮，智能制造所带来的一线工人需求下降更加扩大了劳动力就业率缺口，政府部门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所以如何协调智能制造所带来的劳动效率大幅提升和地区性劳动力富余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