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斋堂镇火村人。八年抗战中，火村饱受战火摧残。解放初期，尽管村里有所恢复，但仍是满目疮痍，破乱不堪。我的父亲李万祥是上世纪4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看到一家一户单干，不但摆脱不了贫困状况，而且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便寻思着把大家组织起来。1952年春天，父亲动员大伙成立了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到1956年，经过父亲的努力，成立了全体村民参加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被村民们选为火村的第一任社长。
　　村民的信任和拥戴，使父亲深感肩上担子的份量，如何让一个穷山村走向富裕，他有个久存于心的梦想：把山里的水引到村里来，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严重缺水的问题。于是，他召开村干部会议，充分讨论火村长久发展问题。有的建议砍山伐树赚钱；有的提出外出搞副业；有的说开窑挖煤。父亲则说：“我们是农民，种庄稼是本分，不能靠破坏资源过日子，因为那不长久！我察看过了，也咨询了不少人，南山脚下有长年流淌的山泉，因与村之间有断层，所以水流不到村里便渗干了。如果我们筑道堤坝，把水截住并储蓄起来，再开山修渠，引水下山，干巴火村就能变成水村，就能稳定长久地发展！”
　　父亲的话如静湖投石，立刻在大伙心里泛起波澜。村里人饮水靠得是两眼深水井，稍有干旱便水量不足，大旱之年，更是水贵如油。村里人挑水要天天排起长队，有的人几天不洗脸，甚至连一盆儿刷锅水都要反复使用，实在浑浊了才用来喂猪或和煤。人畜饮水尚且如此，种庄稼只能看老天爷脸色了。水是生命之源，亦是生产之本，想水、盼水，是村民们祖祖辈辈的企盼，可是这么大的工程，资金从哪儿来？设备从哪儿来？技术怎么解决？除非天上掉馅饼！
　　父亲说：“过去，一家一户单干，开山引水连想都不敢想。如今成立了合作社，就是要靠大家的力量，做前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儿，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苦受穷！开山引水的确困难很大，但这是责任所在，我们党员、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向前奔！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办法总比困难多！”
　　其实，父亲没有说大话。自从成立了合作社，他就在心中铺展了引水入村的宏大蓝图。为筹集资金，他组织开办了一座集体煤矿，煤场上的煤堆积如山，买煤的人络驿不绝。社员们满以为可以多分些钱，把小日子过得好一些。但是，父亲并没有把钱发放到大家手里，没有胡花乱用，而是全部积攒下来，为的就是圆火村变水村的梦！
　　1957年秋末，北京大学一批干部教师来村里体验生活，听说村里要筑坝引水，立刻融入其中，成立了以父亲为组长的工程指挥小组。经反复论证，确定了筑坝位置和修渠路线，村里的青壮年分成两队，筑坝截流和开山挖渠同时进行，施工工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截流工程先要挖河基，要挖到岩石层才能使坝体与河基形成一体，堤内的蓄水才不能渗漏。河基越挖越深，过了4米多仍不到岩石层。水越挖越大，大家只好穿雨衣、雨靴，泡在冰冷的水坑里作业。山区的冬天格外寒冷，他们分成三班轮换，昼夜不停，否则就会上冻。他们一边向外淘水，一边向下挖掘，还向坑外清渣土。寒风吹得雨衣直挺挺的，嘎巴作响，但他们浑身却大汗淋漓，散发着热气。他们不敢停歇，每干一小时就得换班到窝棚里烤火，不然就冻得受不了。父亲不顾众人劝阻，跳到水坑里，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
　　由于劳力不足，劳动强度大，个个累得精疲力尽。北京大学派来两个班的学生前来支援，还支援了两台三寸的汽油泵，昼夜抽水，加快了工程进度。为筑坝运送水泥、石料，也是劳动强度极大的活茬儿。那时，没有道路、没有车辆，只能靠村民们沿着山间小道儿，一篓篓背、一袋袋扛、一筐筐抬，每趟往返四五里，一天不知跑多少个来回。尽管大家浑身酸疼，却无人叫苦喊累。因为不论是重体力劳作，还是危险的场地，都有我父亲和村主要干部们忙碌的身影。
　　经过一冬春的艰苦奋斗，一座长17米，高约5米的截流蓄水坝筑成了，一条长1200多米的渠内流水,渠上行人的盘山渠修成了。通水这天,全村人早早来到出水口,看到一股强劲的水流冲出管口,划出一道银色水波,人们欢呼跳跃,拍手相庆，我父亲更是激动,眼里闪着泪花,捧了一捧水喝完，大喊一声：“甜呢！真甜呢！”
　　引水入村之后，父亲又继续带领大家修建水塔，修通入户管道，让全村社员吃上了自来水。接着，他又带领全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利用冬闲扶唇垒堰、闸滩垫土、平整土地、修通水路，将全村900多亩土地的600余亩变成了水浇地，其中300亩能种植小麦，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还多。
　　父亲有个习惯，饭后必抽一袋烟。有一天吃过晚饭，我见他摸烟袋，忙去点火，由于天黑了，一下点歪了。他一边抽烟，一边笑着问我：“想不想夜里和白天一样亮呀？”我说：“想！怎么才能那样呀？”父亲笑了：“发电！有了电，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以后再不用推碾子拉磨了！”父亲没有骗我，在北大教师的帮助下，村里购买了锅驼机、发电机，用村里自采的煤，在斋堂地区第一个办起了火力发电站，成为京西深山区用电第一村！
　　有了电，村里盖起了澡堂，村民可轮流洗浴；有了电，父亲又主持在村中心建起可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邀请城里专业剧团来村演出。北大干部教师和村民、中小学生甚至村里在外工作的村民也都编排文艺节目，在村礼堂里演出，村里的文化生活非常活跃。
　　父亲的付出得到村民们的认可，先是在公社里受表扬，后来又被评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受到时任彭真市长、刘仁副市长的接见，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宴呢！
　　“文革”中，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挨批挨斗、干脏累活、挂牌游街。父亲沉默无语，我心里非常难受，晚上回到家里，我帮他拍打衣服上的灰尘，喊他吃饭、为他挟菜，饭后照样为他点烟。此时，父亲脸上才露出些许笑容。我看到，他眼里有了晶莹的东西，闪了几下便没了。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被重新启用了，先后在社办化肥厂当厂长、在社办煤矿任党支部书记、在社办机器修配厂任党支部书记，工作虽然换了多次，但年年出成绩，他从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依旧辛勤默默地工作。1983年底，父亲突然得了脑溢血，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与世长辞了。
　　父亲，一位革命的老党员，一心一意地为老百姓谋利益，无私无悔地将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却在我心里树立起一座无私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