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临终前，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
　　母亲含着眼泪，用手掌把父亲圆睁着的两眼合上。她嘴里长叹一口气说：“你啥也别说了！其实我心里早已经不怪你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当生产队长二十七年，他最亏欠的就是我们家；而他最让全村人称道的，竟是“杨金全是个好心肠的人！”
　　我和弟弟妹妹那时都还小，不理解父亲逢事为啥总爱“胳膊肘朝外拐”？难怪母亲曾不止一次地抱怨：“你爸这个人，能吃苦耐劳，还大公无私。他当干部，咱家跟着他算是倒了大霉啦……”我和弟弟妹妹便也附和着母亲说：“就是！跟着他算是倒大霉啦……”
　　“他为了不落在别人的后面，那挂在村口槐树上的半截铁轨，他每天早上都是叫我来敲的，而他自己却已早早去地头上等着了。”
　　“那，我爸比别人多挣工分吗？”我忙问道。
　　“一分他还不比别人多挣呢！”母亲更来气了。最后她揶揄道：“唉，人家是党员，又是干部，觉得多干点儿是应该的。这个思想老顽固！”
　　我们不解：是党员，是干部，就该比别人要多干吗？与其这样，那父亲还不如啥也不是呢！
　　可父亲一点儿都不觉得。他依然每天如此，就好像地里有啥东西拴着他的心哩。
　　母亲地里的活比别的妇女干得慢（其实母亲不是干活慢，而是细致），父亲便总让母亲比别的妇女一天少挣一分。母亲曾这样骂过父亲：“你个挨刀的！跟了你我是没好啦……”
　　“谁叫你是干部家属呢？”父亲还挺振振有词：“除非这个队长我不再当了……”
　　为这儿，母亲曾去找村党支部书记吴老贵，想让他罢免了父亲的职，自己也好“解放解放”……
　　吴老贵在听完母亲的控诉后，竟微笑着说：“罢你家那人的官，我可说了不算数！”
　　“那谁说了才算呢？”母亲问他。
　　“得全村人都说！因为他这队长是大伙选的。”
　　母亲经吴老贵引导，又去向一个个人游说。她还放出话来：“要是你们还叫他当这队长，我……我就和他打离婚！”
　　“打离婚？这有孩子、有家的，你心里真舍得呀？”有人这样问母亲。
　　“我……”母亲大概也只是嘴上说说，若是真抛下家和我们，她才做不出来哩。这时，只听母亲气火火地说：“以后，我每天早上不给他做饭，看他饿着肚子去地里干活不成？”
　　母亲果然说到做到。而父亲也就真饿着肚子去地里干活了。弄得母亲后来不忍心，只好每天把早饭给父亲带到地头，然后把饭盒猛地往父亲面前一杵：“吃吧！真饿死你了也是我的罪过……”
　　父亲像啥事也没发生地冲母亲笑笑，就捧起饭盒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母亲在旁边则不拿好眼看他。
　　父亲吃晚饭，把嘴用手一抹，站起来就开始分配活茬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人需要往坑里施鸡粪，别的女人都嫌臭，不愿意干。父亲便安排母亲：“这活你来干吧。”
　　“别人嫌臭，我就不嫌啦？我也不干！”母亲分辩道。
　　“你不干，就回家吧！”
　　“凭啥呀？我大老远来啦！”
　　“你不服从分配！”
　　“我就不回家！”
　　“那你就得干！”
　　“……”母亲缄默了。最后她默默地提起粪篮子。
　　不过这一天，父亲破例地吩咐记工员，给母亲多记了一分。
　　父亲对于自己家人就是这样苛刻，他不想让别人说三道四。可是在利益面前，他却又是那样的宁愿自己吃亏，让我们也都跟着。秋天里，队里无论是分粮食，还是瓜果蔬菜，他都紧让别人，最后才轮到我们家。而东西往往分到最后时，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又小又赖，瓜果味道也没有别人家的甜。倒是有一次，大伙怂恿会计先给我家分。父亲却大手一挥：“不行！按名单从头来。”因为我家是排在最后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面给了村里两个农村大学生名额，本来我是够条件的，可父亲愣是叫先紧着别人，于是我就没有去成。
　　我对父亲有意见，好长时间都不答理他。父亲却自顾自地说：“这样做，我心里踏实。”
　　村里设赤脚医生，妹妹无论怎样求父亲让她去学习，父亲都没答应。后来，还是妹妹自己发奋读书，最终考取了医科大学，圆了做一名医生的梦。
　　还有小弟在村里入党的事情，父亲也是在全体党员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父亲说：“做一名好党员不容易，那要经受各种考验的……”当然，弟弟最后还是“预备”转了正。
　　正如人们称赞父亲的那样，他是个“心肠好的人”。他对村里百盛媳妇给予活茬照顾，可谓是人人皆知，但有好长时间都令母亲怀疑父亲与百盛媳妇是否关系正常？情况是这样的：百盛常年有病，他媳妇身体也不怎么好，活稍重一点心脏就受不了，可在农村不干活又不行。身为队长的父亲，就每天尽量安排她干轻省点的活，这大伙也都不说啥，总之得让人活着不是？可我母亲心里却有想法了：看百盛媳妇因我父亲照顾她而感激零涕的样子，她就疑心父亲是否和她关系暧昧了？但又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后来，大概人们的风言风语也传到百盛的耳朵里，他再也不叫父亲照顾他媳妇了。父亲把眼一瞪说：“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啦！我问你：你家日子是不是过得比别人好？”
　　“我身体有病，下不来炕。她呢，身子骨也不是多好，日子还能比别人好过喽？”百盛叹口气道。
　　“这不结啦！”父亲说：“一家人过日子，总该有个进钱的道吧？我再不让你媳妇多少抓挠点，你一家真要喝西北风了……”
　　“我，我是觉得……”百盛一想起那些谣言，心里就堵得慌。这时只听父亲大声道：“放心吧！我和你媳妇都行得端，站得正，啥事也没有！”
　　“你说‘啥事儿也没有’？无风还不起浪呢！”母亲对父亲酸溜溜地说。
　　“放他娘的狗屁！”父亲一听火啦。“连你也不相信我！那你捉奸捉住我们俩了没有？”
　　“等被人捉着就晚啦……”母亲嘴里咕哝着。
　　“放心！我一辈子都不会让你抓住啥把柄的。”父亲铁骨铮铮的样子。
　　我们也不相信父亲是那样的人，并反过来劝说母亲。母亲最后气消地说：“就你爸长得那狼不拉、狗不啃的样儿，哪个女的眼里能看上他呀？也就是我把他还当个人……”
　　应该说：百盛一家是在父亲的关心和扶了一把后，才总算挺过来了。
　　“文革”时期，农村兴起开这样或那样的会，父亲对此很有意见，可他又不敢直说出来，只有在心里发泄不满：“农民以食为天，地里荒着小苗、烂着杏，谁能在那椅子上坐得住？”可坐不住也得坐着，要不就说你是“只顾低头拉车，却不抬头看路”。那天开会，父亲实在是坐不住了，便跟主持会的公社干部请假说：“我闹肚子，去解个手。”在得到允许后父亲出去了。可他老半天也不回来，那公社干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看看，就这思想哪跟得上形势发展的要求？”父亲回来，对与会者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没办法，这蹲下去就不想让起来……”其实，父亲是解完手后，趁这功夫去屋后地里抢着薅了几把草，因为那地实在太荒啦。
　　对于那个年代的事，父亲有好多也不理解。比如白天把人都关在屋子里看“革命样板戏”，还有硬逼着在石头缝隙里创高产啦……他把劲儿都暗憋在心里，等不开会或心里清净时好一股脑使出来。他称这种做法叫“见缝插针”，始终没忘自己是个农民，地不能让草给侵占了。
　　“唉，过去那些年月，要是但能地松一点儿，人们的日子也不至于过得那么穷苦！”父亲回想起从前的事儿，心里不无感叹。我们这里是纯山区，地下有乌黑的煤炭，不让随意开采；山坡有生长的荆条与药材，也不让人工余时间去弄，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偷着干就整谁。全村人便只有靠挣那点工分活着，弄不好到头来家家还是“超支”。
　　记得那一年，村里长贵家小儿子旦旦得了脑膜炎，看病需要花不少钱。父亲见长贵两口子抱着孩子愁得只顾哭，他一声不吭地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村里大喇叭就响起父亲号召全村人给旦旦捐款的声音：“村里的老少爷们：长贵家孩子旦旦得病啦，需要花不少钱，可他家哪拿得出来呀？我想请大伙都帮帮长贵，再说旦旦这孩子，也招人喜欢不是？咱们不能眼看着他就这么没了啊……所以，我在这儿替长贵求求大伙啦！救救旦旦……”
　　在父亲的倡议下，村里人这个五块，哪个三块地给旦旦凑钱，总算挽救了他的一条生命。
　　事后，长贵两口子为了感谢父亲对他儿子的救命之恩，非让旦旦认父亲做干爸不可。开始父亲没答应，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后来，他见长贵两口子人忒实在，加上他也确实喜欢旦旦这孩子，最后答应了。“那好吧，我认旦旦做干儿子啦！”
　　旦旦长大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可他始终不忘父亲的救命之恩。逢年过节给他干爸买这买那，还接我父母去避暑胜地游玩，乐得父亲一连声地说：“活了这大半辈子，我还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哩！真是开眼界啊……”
　　父亲因常年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他肤色黢黑粗糙，但身体却很硬朗。进入晚年后，他粮田地不种了，却在房前屋后侍弄菜园子。无污染的青菜下来后，我们两家吃不了，父亲就打发母亲给街坊四邻送。他叮嘱我们不要和邻居闹意见，要一视同仁，大家和和气气在一起多好啊。他也常对我们说：“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要多做事，多做善事，这样才有人记得你的好处。”他当干部二十多年，一直都没有下来过。从吃苦受累，到宽宏待人，他都做到了。虽然“三中全会”后，村里的土地都分田到户，他不用再派工、领工了，可他始终在维护集体的利益，关心他人的生活。只要是听说哪里有灾有难了，他都是村里第一个主动捐款的。还有他也不眼红国家的救济款，像别人那样拆了旧房盖新屋。他说：“咱家的房子不漏雨、不掉尘的，拆它干啥？净是瞎劳神！”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不理解：以前凡是在村里当够多少年党支部书记的，这回国家每个月都给予些经济补偿；而当了多少年生产队长的人，却什么都没有？当我把这事跟已上了年纪的父亲唠叨时，他淡然一笑说：“有没有补偿，以前事情也都做啦，你还能怎么着？……今天我能活八十岁，算赶上了好时候，死了也值啦！”
　　父亲的心态很好，他记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亏心事，对别的也再无所求。所以他在去年离开人世后，村里才有那么多人赶来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