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玲
　　或许是年关越来越近吧，某日清晨起床，过年的趣事涌入脑海，像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趣事多多，满有意思。
　　就说在计划经济年代，过年凭购货证每户卖给半斤花生。孩子们都挺稀罕，有时乘大人没留神儿，今天捏一粒，明天捏两粒，到了过年时，那花生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我记得在农村，大年初一早晨，天还没有亮，大人们就把孩子叫醒，去给长辈们拜年。“姥爷过年好！姥姥过年好！大叔过年好！大婶过年好……”
　　那时拜年实行磕头，两腿跪地、双手合一，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而那些长辈们一边回着：“好、好、好！起来吧！一边发给每个孩子两粒花生，就算做了压岁钱。孩子们舍不得吃，装进衣兜里，高高兴兴地奔向下一家。
　　到了中午回到家，孩子们有的腿已经跪的浮肿，有的又青又紫。而他们没有收到一分压岁钱。从衣兜里掏出来的只是花生、黑枣、糖块、甜杏核、酸枣。孩子们聚在一起，数啊，数啊，高声喊着：“我的多，我的比你的多！”
　　我有一位陈大哥，在饭桌上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70年代初，下井回到家想喝口酒驱驱寒气，没有酒菜就抓一小把花生米。刚放在桌上，三个孩子就围了过来，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我呢，倒好一小杯一毛三的白酒，先给三个孩子数花生米，每人十粒，平均分配。有时最小的女儿不放心，还得把她哥、她姐那份分别都数一遍。如果她俩的都是十粒或者是谁的少一粒，那么她就不言语，躲在一边去悄悄地吃。要是有谁比她多一粒的话，她就哭闹地还要加一粒。”
　　“啊！是真的？那么有意思。”我女儿觉得实在是可笑。“你别笑，我说的的确是真的。那时的花生米是按证供应，一户就卖给几两，我真是舍不得吃。唉，正像人家在文学作品中写的那样：现在花生豆有了，牙没了。原来有牙时没有花生豆，现在有花生豆吃了却没有牙了。这一有一无之间，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为人民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陈哥说着说着，把筷子伸向了那盘日本豆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孩子们每年的压岁钱再也不是两粒花生、两块糖能解决的了，现在的压岁钱是水涨船高。“6+1”（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模式独生子女的孩子们，不用给长辈鞠躬，更不用跪地磕头，哪个都不用费劲儿，一个春节下来，轻轻松松就可以挣到几百元、几千元、有的甚至能够得到几张卡。
　　光这还不算，近两年随着手机微信的迅速发展，同学、同事、朋友、家长、兄弟、姐妹之间、电视台、商场、各项大型活动，还要发一些三头五元、十块八块、成百上千元的吉祥“红包”。就说我的一个同事吧，去年春节，仅她一人就发出微信“红包”七百多元。
　　过年，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大人们怕过年，是因为自己又长了一岁。而孩子们盼过年，是为了吃得开胃、穿得漂亮、玩得开心、收入丰盈。
　　这红红火火的每一个年，都能印证出国家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的繁荣富强。
　　2017年，鸡年，金鸡报晓。让我们期盼着，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阔步向前，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