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在法律的触角尚未覆盖到的领域，在道德的力量无法约束到的地方，“村规民约”成为弥补基层治理的法律洼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有益尝试。
　　北宋时期的《吕氏乡约》，通常被认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制定和实施的较为成熟的“村规民约”。其中主要包含四大部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正所谓“官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传统权力运行方式，《村规民约》植根于民间社会，与底层民众生活密不可分，它凝聚着基层百姓的共同道德、情感、精神以及价值观念，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一定的约束性，在促进社会资源整合、提供精神支持与心理抚慰、带动民众参与社会教化、增进社会交往、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良好的“村规民约”，能够推动社会成员之间协调行动，进而培养和促进民众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协同一致的发展目标以及互助互信的公共精神，有助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乡村精英群体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参与性和创造性。
　　在目前中国的很多乡村，由村民自治组织自发制定、村民自觉遵守的“村规民约”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然改变着村居的环境面貌和百姓的精神面貌。
　　妙峰山镇水峪嘴村是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试点村、北京环境建设先进村，还曾获得“首都绿色村庄”荣誉称号。走进水峪嘴村，家家户户窗明几净、街道巷陌干净整洁，每家门前有两个垃圾桶，村民自发进行垃圾分类处理。这一切，得益于水峪嘴村将环境保护写进了《水峪嘴村村规民约》：“自觉维护村容和公共卫生。不乱丢弃垃圾，不乱排放污水，不得向永定河排污……”这些有关环境保护的条款，几乎占了整个条约的一半。有了“村规民约”为环境“保驾护航”，百姓们依靠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打开了靠乡村旅游发家致富的新门路。
　　山东省在2016年被中央文明办列为全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两个试点省份之一。在山东淄博张店的梁楼村，村民们自发组成“红白理事会”，制定了以村规民约形式制定了本村的“八项规定”：“婚事新办、丧事简办，随礼一律不超过100元……”；走进临沂蒙山旅游区龙凤峪村，在农民文化长廊的橱窗里，张贴着“集体资源管理分配”、“环境整洁有序”、“计划生育管理”等村规民约，引得很多游客和村民驻足阅览。这些村规民约地实施，不仅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还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村民自治意识，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村居环境和人们的精气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乘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越来越多的村庄，制定并完善了符合自身实际的村规民约。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一些村庄在制定村规民约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缺失优秀乡村传统文化元素甚至存在一些封建文化糟粕；个别地方村规民约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内容；不同地域对村规民约的执行力度均衡不一、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对村规民约的制定、实施予以指导、规范和监督，做到有约必依、执约必严，公平公正、群众信服，树立村规民约的权威性，真正让村规民约这种“软约束”，为村居发展和百姓福祉谋取实实在在的“硬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