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雨
　　与马淑琴老师相识，是在2012年初门头沟区文明办组织的“十大好人”专家评委会上。非常巧合，那天正好坐在马老师身边，并且听她说她的《书琴散文》出版了，我便斗胆跟马老师提出“送我一本”的想法，她爽快答应并很快送了我一本。
　　近年，在《北京晚报》、《劳动午报》等报刊上，读过马老师的诗歌和散文。尤其结识《百花山》以后，欣赏马老师诗歌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对诗歌没什么研究，但从马老师或如疾风暴雨、拍岸惊涛，或如细雨缠绵、和煦春风的诗歌语言中，总能感觉到她的诗歌是用情感写出来的，是“接地气”的。而读了她的《书琴散文》，我又有一种感受，就是静静地品味她笔下所描写的家乡故事、风土人情、异域风光，就似听着一曲曲美妙的琴声，悠扬舒缓，惬意醉人。因为，她笔下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那个村庄和那条街巷，那条河流与那座山粱，那些曾经的记忆和那些远去的背影，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有我和你的身影。
　　从《书琴散文》中读到，马老师童年和少年时家境并不富裕，生活中遇到过不少坎坷。但是，她笔下的生活却充满着快乐和坚毅。如，《季节的窘迫》讲述的是马老师童年与少年时期，每年变换季节时因为要脱单衣换穿棉衣，或者脱棉衣换穿单衣的“窘况”。但让读者看到的是作者的坚强和自信，是“要表现一种抗严寒化冰雪的气魄”。作者小学六年级时，入冬前母亲用卖猪钱为她缝了一件红花棉袄、一条黑色棉裤。本来“这身天底下最漂亮的棉衣给我带来一个温暖幸福和自信的冬天。”可是，春天来了，母亲和作者又陷入“温暖的窘迫”里。咋办？打破常规，母女俩“先把棉衣拆开，取出棉花，缝好，再洗，然后烤干。前半夜，我负责拆、缝，后半夜，母亲把我缝好的衣服洗净，然后用铁丝编成的烘笼一点点烤干。就这样，一夜之间，一身棉衣神话般地变成了夹衣。次日，我穿着这身干净清爽的夹衣堂而皇之地坐在课堂上，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
　　《田野的时尚》是马老师讲述“文革”时她回乡务农，与村里十几个姑娘在农田里摸爬滚打的故事。然而，作者没有选取汗流浃背、又苦又累那些常见的场景，而是从“时装的美与女性的美”视角入手，把“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可一年四季总在田野里厮守，美的时尚只有在田野里展现”，描写得淋漓尽致。文章先是说：“姑娘们把自己的衣服分成三个等级。新的和没有补丁的是一等，上衣补了肘部，裤子补了膝盖和屁股的是二等，补丁多的是三等。”之后是特写：挑菜秧时，姑娘们“都换上一件中式的碎花小褂，有对襟，也有偏襟，脖子上一条白毛巾，头上一顶大草帽。下着一条蓝长裤，脚上一双黑布鞋。一条条扁担在一双双柔美的肩上颤着，在阳畦与菜地之间迈着优美的小碎步，不时撩起毛巾擦把汗。这时有人喊：‘咱像不像拍电影？’‘比拍电影好多了！’然后是响彻田野的笑声。”从以上灵动鲜活的描写中，可见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有多么细腻。
　　笔者看过《故事与母亲》、《命运与走姿》之后，不但重又记起类似的经历，同时更加珍惜曾经的那些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些经历就是财富，像金银珠宝、陶瓷玉器一样，珍藏越久越有价值。尤其能让你懂得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知足，能让你成熟起来。上世纪50到70年代那段时间，绝大多数老百姓家庭都比较贫困，爹妈要劳动干活儿养家糊口。孩子能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听妈妈讲故事，那是非常幸福、非常奢侈的事。作者说，她“从小喂养在母亲的故事里”，真的令人艳羡。换言之，现在有多少母亲还会讲“狼妈妈”那样的故事呢？不是每个母亲都能讲故事，都会讲故事，都能把故事讲好。只有聪慧的母亲才能做到，才能讲出孩子爱听的故事。马老师在《命运与走姿》中，为读者介绍了背筐、背篓的制作方式与功能，也让不熟悉这些物件的年轻人，多少了解一点“真正的农民总是背筐不离肩，即使收了工，还会背着它拔野菜、打青草，或在路上捡点牲口粪”等情形。但是，父母背负的那段日子，“80后”、“90后”应该认真解读。笔者以为，不妨多从马老师《山里人的走姿》这首诗中去感受感受：是因为饱尝了/人往高处走的艰难/迈步时/先要找准脚上的着力点/如今路平了/却总也难改/出门高抬脚的习惯/于是铸成山里人的特点/任何时候都想登攀。
　　《扑哧·袼褙·鞋》是早些年老百姓过日子都要碰上的一件事。马老师在这篇散文里，用了最通俗的语言，讲了最通俗的道理。如“用铁锅调上半锅稀糨糊，把一打打各种颜色的‘扑哧’摊在炕上。动用饭桌、石板等家里所有的平面。把‘扑哧’一层层粘在上面，有薄有厚。晒干后，揭下来，就是‘袼褙’。”还有“将一缕麻悬挂，坐于土炕或门槛。摞起右腿的裤管，拽下两股麻于腿上搓成绳。腿上的汗毛夹在麻绳里，生疼。”“绣花被看做是鞋的眼睛，没有花的鞋叫‘瞎鞋’。穿‘瞎鞋’的女人肯定是笨女人，遭人嘲笑。”这些看似“平淡”的场景，如果没亲身体验过，或者不细心观察，肯定写不出来。
　　马老师是一个热爱文学、学识渊博的女人，更是一个热爱生活、心胸敞亮的时代女性。她用散文方式给我们讲故事，也讲着她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