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琴
　　上世纪80年代，曾在京西挖煤十年而后步入文坛的作家陈建功，在其代表作《丹凤眼》中，借用一个青年矿工的口吻，自嘲道：“没听人家都说嘛，过了三家店，家雀儿都是黑的！”
　　陈建功后来说，没想到这句话把门头沟的“老少爷们儿”给得罪了。他笑言，话虽夸张，但在不注重生态文明的时代，对曾经遍地矿山、煤窑的门头沟来说，倒也不失其真实。然而，“这句话大大挫伤了门头沟朋友们的自尊心，甚至比我那几篇小说更令其铭心刻骨。”陈建功回忆，二十年后到门头沟去，遇到某位领导，还说：“欢迎回来看看呀，看看咱们的‘家雀儿’还黑不黑？”陈建功在随后的文章里说，这善意的玩笑里洋溢着改天换地的自豪。他对当下门头沟所抒发的感慨是——没有当年的家雀儿黑，还衬不出当今这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啭莺啼呢！
　　门头沟的确有过黑色的记忆。
　　西山之煤“为京师之宝，也为民间饮爨”，“炕火初燃，令寒谷生春，尤胜红楼暖阁。”京西煤炭烤热六朝古都，也暖了民间贫寒，并成为新中国首都的“一盆火”。时代与生活，总会淘洗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更新着前进的方向。如今，以黑为荣的年月与色彩一同退却，“生态涵养”使门头沟焕发出勃勃的绿色。但奉献的荣耀与历史的记忆，却是无法泯灭的！黑色像婴儿的胎记，永久地刻在家乡的肌体上。黑色记忆，煤一样燃烧，闪烁着灼灼的思想之光和激情之火。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黑色，又成为了门头沟人不可磨灭的财富。
　　去年盛夏，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区文联与京煤集团联合组织了名为“寻找当年记忆”活动。把青春献给木城涧煤矿的数名北京知青回到阔别40余年的矿山，聚在一起回首黑色往事。
　　“人贩子”与366级台阶
　　1968年，深山里的木城涧煤矿。政工组干部姚远利听说邻矿从城里招了新工人，特意去探听虚实，然后一口气跑回矿汇报。于是，立马儿被派进京。当时，为给煤炭企业增补减员和新鲜血液，北京矿务局共2000个招工指标，一矿对一区，木城涧对海淀。姚远利想，海淀，那可是文化人扎堆儿的地方。不知不觉来到金鱼胡同的招待所，没容他开口，先来的同事抱怨说，这工没法儿招。原因是被招学生的家长除了地主富农，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姚远利想了想说，咱们不能不要，如果不要，就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了。这个带有当年色彩的理念促使他连夜查阅档案，决定招收。这是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前的三个月，学生大多因家庭“问题”，没有更好的出路，只好选择到京西煤矿挖煤。虽说脏点累点危险点，好在没出北京的圈儿。半夜，有人砸开姚远利的门表决心，还有的要咬中指写血书，被姚远利拦了。300多人的招工手续很快办完了。8月26日，阳光灿烂。这一天对学生、对煤矿，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姚远利怀着得胜回朝的喜悦，和他的同事带着300多名新矿工，浩浩荡荡地登上了西直门开往木城涧的那列老牛般喘着粗气的火车。这事儿到了后来成为工友的马正的嘴里，姚远利就成了“人贩子”。
　　木城涧煤矿在山洼里，被重重叠叠的大山包围着。不管是谁，进矿区都要爬366级台阶，像是攀登华山一段陡峭的云梯。城里来的书生们扛着行李，个个气喘吁吁，有的爬到半截儿就一屁股坐在了行李上。
　　新矿工一水儿高中生，他们开启了矿山的新时代。矿山也给予他们不同凡响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负责招工的姚远利后来调到煤炭部招待所，以后又自办匾额博物馆。但“人贩子”经历终身难忘。35年后的一次聚会，他心潮起伏，写了一首《木城秋》：文革骤起，升学梦断……门头沟里有仙山，仙山名叫木城涧。人说是：初夏千山翠如画，寒露秋叶红如丹，遍树核桃挑着吃，山杏砸回用水淹，盛夏没有蚊虫咬，睡觉就怕被儿单……要说窑里更是好，万米阔巷白如雪，地层深处尽春天，四季只需一身衣，夏天凉来冬天暖……
　　俊才际会西直门，壮怀激烈傲云天。三百同龄人，浩浩荡荡，直赴木城涧……三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陈建功因诗招祸
　　陈建功。1968年高中毕业后，在木城涧做矿工十年，其间开始文学创作。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不仅成为专业作家，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等文坛要职。煤矿生活给他宝贵的生活积淀和灵感启迪。他不负生活与时代，创作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反映京西煤矿生活的文学作品。
　　“那居然是近1/4世纪以前的事了。那辆陈旧的蒸汽机车，把我们300个20岁上下的小伙儿，拉到大寒岭下，拉到了那呜呜欢叫的汽笛声里，那一脸煤黑、双目炯炯的窑工们中间。
　　这样的青春……
　　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青春……”
　　这是陈建功在1992年为《矿山工友名录》所写前言的一段。
　　几天学习班之后，宣布分配方案。陈建功是姚远利挑来的“特长生”。看档案时，发现他在首都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报》当过编辑，就选中了这个“笔杆子”。
　　一天下夜班，图书馆的老李头正捆淘汰下架的“毒草”书，陈建功悄悄挑了两本，掖进肥大的棉袄。回宿舍，他顾不得睡觉，抓紧捧读。
　　又一个夜班。陈建功坐罐车升井，一身疲惫。回到宿舍，只见晨曦微露，窗外，红日正从两山之间喷薄欲出。他打了个哈欠，带有几分自嘲地说：“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建功！你说什么呢？”同住一室的治安委员厉声质问。“我刚下夜班，你看，太阳出来了，我们要睡了。”忽然，他醒悟到了什么，说：“这是《日出》里面的一首诗……“你甭狡辩！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敢说太阳不是我们的，你这是攻击毛主席！”自然，工段的党支部书记也知道了这件事。陈建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
　　听说陈建功遭批了，姚远利赶来：“建功，你到底背的是什么诗？那话是哪儿来的？”陈建功拿出那本《日出》：“看，我背的是这里面的台词……”姚远利扶了一下他的肩膀，表示理解和同情。可段领导抓住不放，折腾了他好一阵子。批判刚降温，工作间隙抓紧读书的陈建功又被叫去谈话：“你小子不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尽看搞破鞋的书。”因为，有人发现他在看《雷雨》，《雷雨》的男女关系太复杂了，在他们看来，周萍和继母的“不清不白”，和“亲妹子”四凤的“不清不白”，不是搞破鞋又是什么。于是，“政治攻势”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宿舍的外墙上糊了一墙大字报，对“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反革命"，表示了“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接着，又安排他到矿务局参加一个宽严大会。惶惶不安的陈建功觉得，随时都有被铐走的可能。大会结束，被“严”的却不是他。
　　几天以后，陈建功又被传去谈话。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既不是批判，也不是严惩，而是让他“捉刀代笔”，替支部书记写一份学习“九大”文件的辅导报告。
　　（节选自报告文学《点燃黑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