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祥
　　我出生在“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特殊年代，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待到有资格读书过“六一”时，又是“文革”来袭……因此，现在每当看到“六一”节里小朋友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心里就生出许多感慨。
　　记得刚满七岁不久，我便一个人光着脚，踏着泥泞的小路，背着一个妈妈缝制的紫色书包，朝一公里外的学校走去。因村小初建没有板凳，手里还要吃力地端着一只小木凳。因从小很少接触陌生人，所以我要过的第一关是报名。走进学校见到老师时，心里总怕怕的，躲在别人后面。等别人都报名进了教室，老师把目光投向我，我才怯怯地走上前去，一问一答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等。
　　然后走进新建的教室。我们的教室，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土”。墙壁是土砖砌成的，留着小小的木格子窗户；地面是泥面的，没有做水泥硬化处理，一扫地便烟尘滚滚；更恼火的是：学校里没有课桌，只有一尺宽的长木板，两端用土砖垫高，有时同学打闹会将木板掀翻在地，一不小心就会砸伤同学的脚。每天一早去上学，总会发现长木板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黄土，那是头天扫地时落上去的。
　　进教室门才发现，自己由于紧张胆怯，把小板凳落在办公室了。难道又要一个人单独去面对老师？一时间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只见老师从办公室那边，帮我把木凳子带进来了，心里才轻轻舒了口气。老师将我的凳子放在第一排，这就确定了我读书的第一个座位。
　　教我们的老师先后有两个，都是年近五十的男性，第一个启蒙教师叫杨九龄，后来公社办中学时调去作了革委会主任；其后的一个叫彭泽江，戴一副眼镜，很儒雅斯文，后来才知道他是县天主教的教职人员，被迫下到我们村小教书的。两位老师都很负责人，也都对我们很宽容，有时亲戚家办九大碗去请个假，老师都准假让我们去补充点油荤。最令人难忘的是读“复式班”，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让我在读三年级时听了四年级的课。后来增调了一个出生在石棉县的叫陈敬容的老师来，这复式班才算结束。
　　但那时的小学，没有层层加压的各种考试，课业很轻松。读书之余我们有很多时间，用来做我们童年想做的事情。比如下河捕鱼、上树捉鸟，比如晒场上跳绳子、仓库里捉迷藏，还有白天追着蜻蜓、铁环疯跑，夜晚望着星星月亮胡思乱想，等等。偶尔有连环画看，便如今天开着宝马、奔驰兜风一般。当然也被大人驱赶着割草砍柴放牛看屋，兼顾看护更加年幼的侄儿男女。
　　记得我过的第一个“六一”节，是1966年。我从读中心校的姐姐那里，知道过“六一”节很好玩，她们的老师会组织大家唱歌跳舞，会炸油条给学生吃。于是，我对这个节日充满期待，并提前从姐姐那里学会了唱“六月里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可等到“六一”节这天，我一大早就来到小学校，期盼着老师组织大家唱歌跳舞发油条，可除了宣布少上半天课外，期待中的好玩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不由得在背后出老师的怨言，骂老师“老牛筋”迂夫子，不会教唱歌跳舞也不会炸油条，便在节后的课堂上多了一些惹老师生气的调皮行为。
　　更令人郁闷的是：第二个“六一”节到来时，老师不知被哪级造反派组织出去“闹革命”去了，我们连课都没得上，谁还来带领我们过“六一”节？我其后的一个个“六一”节，都是在那个闹腾的时代度过，回想起来都很苍白很无奈，没有歌曲里的花儿香，好阳光，没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面对忆苦思甜的作文题《快乐的“六一”节》，我往往咬碎了笔头，不知从何说起。
　　所以，面对今天真正快乐的“六一”节，我真诚感谢日新月异的生活，并为孩子们深深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