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森
　　斋堂镇灵水村不但出举人，而且还出过不少名国子监的监生。国子监是明清两代国家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肄业的生徒称为“监生”。那么，“监生”又是些什么人呢？
　　国子监是封建社会国家的最高学府。明朝初年，由各省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进入国子监为监生，举人进京会试落第者亦可入监读书。清代入监肄业的有贡生（即“贡监”，包括岁贡、因贡、副贡、拔贡、优贡、例贡）、监生（恩监、优监、荫监、例监）、官生（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之聪敏好学者）、经提学官考选提拔的廪增附生，以及满州勋臣子弟、先贤后裔等。
　　明代时，监生分为四类：举监、贡监、荫监、例监。举监是指参加京师会试落选的举人，复由翰林院择优送入国子监学习者；贡监是以人才贡献入监之意。洪武初规定，凡天下府州县各学，每年贡举一名到国子监学习。至孝宗时期，又于各府州县常贡之外，每三、五年再行选贡一名，通过考试把学行兼优、年轻有为者选贡入国子监学习；荫监是指三品官以上子弟或勋戚子弟入监读书的学生；例监是指因监生缺额或因国家有事，财用不足，平民纳粟于官府后，特许其子弟入监学习者，故又称为民生。
　　清中期以后，监生大致有三种来源：一是从全国各地秀才中选拔的正途监生，到此作进一步深造；二是外国留学生，大致来自高丽、暹罗、交趾、俄罗斯等国；三是“捐监”，挂名的监生，只要交足银子，就能领取“监照”，算是监生。乡试，或未得科举而欲入仕做官者，都必须先行纳捐取得监生出身，但不一定就在监读书。在这三种来源之中，以“岁贡”为主，就是由地方选取品学兼优的学子，到国子监去读书，府学每年送一人，州学三年送二人，县学二年送一人，由各省学政严加遴选，送部详查后入国子监。以此看来，当时选取监生是十分严格的，比“万里挑一”还要难许多倍。国子监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非常受朝廷的重视，在国子监有一座建筑名叫“辟壅”，每年皇帝都要到那里去亲自给监生们讲一次课，这在当时是何等的荣耀啊！
　　国子监毕业的人一样可以入仕做官。当时做官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正途”，二是“异途”。“正途”是指通过科举考试而入朝做官之人；“异途”则是指对国家有特殊贡献之人，因立有功劳而入朝做官之人，其中包括“捐班”（花钱买官之人）的。国子监生员和科举考试一样，均为正途。在乡试年考时，国子监的贡生和监生同考，合格即可为官，一等的放作州官，从六品；二等的放为州判，从七品；三等者为县丞，正八品。以此而论，监生的资格并不低于举人，同样有做官的资格，将其归入“举人”之列，是低就了而不是高抬了。
　　在灵水村数名国子监的监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官至山西汾州知府的刘懋恒了。清康熙年间，由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撰写的《刘懋恒碑文》中说，刘懋恒“以明经凑授内阁中书”。“明经”在唐代时是科举制度中的考试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试经文（指儒家经典），清代时用作贡生的别称。刘懋恒就是通过到国子监读书，而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从而走上仕途的，官至“中宪大夫、山西知府加一级”的正四品官，在死后还享受到了皇家给予的封诰，从而得到了封妻荫子的荣耀。
　　灵水村不止出了刘懋恒这一位监生。在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的《重修灵岳禅林碑记》的捐资人签名中，有十余名“国子监监生”，以其姓氏分析，“谭重元、谭有春、谭重超”都是灵水村人。灵水村谭姓分为三大家，各自立祖，其中的一家排辈字序为“国、有、重、远、云、廷、明、开、兴、广、怀、具、保、清、廉”，在这一支中，现今在世的人中辈份最高的是“广”字辈。从排辈字序来看，以上这三人都是灵水村谭家这一支的人，一位“有”字辈，两位“重”字辈的。签名的国子监监生中还有“刘三友、林起凤、刘志祥、谭喜湛、王恩惠”，这五人也极有可能是灵水村人，因为以上各姓均是灵水村的老户，特别是谭姓，在斋堂川，凡是谭姓之人都是灵水的祖籍。
　　以上九人均是在清代乾隆朝之前取得的监生资格，按照当时严格的制度，他们均为官宦子弟，并具有很好的学识，否则是不能入国子监学习的。
　　此外，村里还有一名国子监的监生，并有很多文字记载为证，就是灵水村鼎鼎大名的谭老先生——谭瑞龙。谭瑞龙生于1844年，卒于1912年。在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城涧《玉皇庙碑记》的签名中，有“监生谭瑞龙”字样，其监生的身份是确切无疑的。由于到了清朝后期，考试制度已经相当松懈了，他是考入的还是“捐班”的，就说不清了。不过谭老先生的才学，在斋堂川则是尽人皆知的，当地的读书人都以能够拜在谭老先生的门下为荣。谭瑞龙精通律法，是有名的“刀笔讼师”。此外，他还精通医术，被称为“灵水三大神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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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水村国子监监生：刘懋恒、谭瑞龙、谭有春、谭重元、谭重超、刘三友、林起凤、刘志祥、谭喜湛、王恩惠共计10名，均有碑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