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路遥的人说，有两样东西支撑着路遥对文学的执著：香烟和咖啡。我们不难理解这两样提神品对经常熬夜爬格子的人的重大意义。但是，对于路遥而言，香烟和咖啡的意义似乎又不仅限于提神。
　　贾平凹在纪念路遥的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其弟王天笑也说：“他（路遥）可以穿十几块钱的衣服，但喝的是雀巢咖啡,一天总得抽两三包‘红塔山’、‘恭贺新禧’这样的好烟。”香烟、咖啡，以及早早就给女儿买的钢琴，这些放在今天都不算什么，可是放在几十年前，这可是令人咂舌的开销。
　　如此，很多人会以为路遥的生活很宽裕，至少不会拮据。其实不然。
　　路遥弟弟王天乐生前曾撰文说，路遥当年因为《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却为到北京领奖而发愁———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还要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这需要一大笔钱。王天乐随后帮他找了5000元钱送他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车站，王天乐对路遥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当时，路遥只说了一句话：“×他妈的文学。”其弟王天笑也说，路遥名气是有了，但钱的确是没有赚到多少，“比如路遥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当时出版社给的稿费大概是千字30元，一百万字的稿费就是3万元，这3万元其实在路遥作品出版前就已经预支得差不多了，家里的开支和供养养父母、亲父母，加上他又要抽烟，实际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而在由路遥好友曹谷溪提供的一份由延安大学路遥研究会编辑的内部期刊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路遥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张晓光求助。路遥说：“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张晓光问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要多少钱，路遥伸出五个手指：“5000吧！这是我第一次卖自己的名字给别人……”张晓光后来帮路遥联系了一个企业家，这也是路遥惟一一次卖自己的名字，那篇文章刚发表，路遥就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路遥去世时只留下了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香烟和咖啡，是路遥保持高昂写作状态的兴奋剂，更是他完美精神追求的象征。对于这种追求，用路遥自己的话最可佐证：“如果可以把爱情概括为一首诗，一开始它应该是抒情的，人在这个阶段可以神魂颠倒，无所谓天地。可是，没有多久，它就会进入叙事，会被物质力量所干扰，诗意就会越来越少，它终将死于那种精神萎缩上。所有人爱情不是死于形式，不是死于物质力量的不可避免的渗入，而是死于内容，死于精神的萎缩。精神的东西只能被精神的东西所摧毁，贫穷什么的摧毁不了真正的爱情。”“其实，幸福和物质生活没有必然联系。幸福是一种纯精神的东西。”可以说，路遥也像其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活在完美精神追求和残酷生活现实的撕扯中。对此，我们可以从其友人的追忆中窥得些许。
　　雷涛在《感悟路遥》中写道：路遥曾很自豪地说过，他不到20岁就做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当时想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虽然当年那些年轻人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起来造反，很不理智，但路遥在19岁就当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说明他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追求，他是热血青年，不知道更多的背景，或者说只是一种盲从。所以，“文革”一结束，组织上就罢免他的职务，还要他“说清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政治上失落以后，他就立志要搞文学创作，走另一条道路。可见路遥无论在政治上、创作上都要追求第一。在婚姻上同样追求第一。他曾经给我流露过一种心情:我，路遥，是从山里走出来的，找到一个北京知青，和北京知青结婚，是我人生的一个快慰。然而，现实不随人意。后来不久就发现，他的婚姻质量并不高。在林达(路遥妻子)看来，她希望有一个体贴自己能够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个不管家，甚至一个不管她的丈夫。对路遥来说，他找到一个北京知青，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闪光点，但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很短促。因为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对自己能体贴入微，对自己的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但是林达在这一点做的似乎也不到位。路遥非常惆怅和痛苦，他曾经对朋友流露，婚姻不能图形式，而重在内容，我虽有一个北京知青老婆，但我并不是十分幸福的人。这件事在路遥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就是对人生的感悟太多。他在政治上，追求第一，但没实现在婚姻上追求完美，也没有能得到。因此，他抱定要在文学上找到他的归宿。
　　而贾平凹的追忆更加生动：想起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我当然信的，听说过他还是少年的一些事。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想起他拉我去他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一满都不懂文学！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想起他几次要我调到省作协去，而我一直没去，当又到换届的时候，正是我在单位不顺心，在街上碰着他去购置呢绒大衣，我说了想去作协的想法，他却说：西安那地盘你要给咱守住啊！想想他受整时，我去看他，他说：要整倒我的人还没有生下哩！我生病住了院，他带着约烟来看我，说：该歇一歇了，你写那么多，还让别人活不活？！想起他的虎背熊腰。想起他坐在省作协大院里那个破藤椅打盹的样子。想起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说：这个病房好吧？省委常委会开了会让我住进来的。想起他快不行了，我又去医院看他，他说：等他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山圪崂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