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这是孟德斯鸠的一句著名法谚，寥寥数语，形象地道出了法的人本理念，让人每每读起，心中总会涌动起一股暖流。
　　说到将个人与国家画等号，如此“抬举”个体价值，让我第一个联想起的是当年轰动一时，可谓颠覆一代人价值观的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另外就是下面这则故事。
　　1894年9月，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控在一封信中向德国驻法武官出卖了有关新式武器的秘密。由于当时军界排犹主义情绪猖獗，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押解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刑。数年后，法军情报处的一名上校发现真正的罪犯另有其人。然而，军方无意纠错，为掩盖真相将上校调任突尼斯，并于1898年1月为真正的罪犯脱罪。而德雷福斯则继续充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的不公正，法国作家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这一“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恶梦。特别是1898年1月13日，在真正的叛徒被判无罪后的第3天，左拉在《曙光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如重磅炸弹震动朝野，在知识界和政界引起一片哗然，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旋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左拉没有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
　　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左拉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然而，左拉被判罪名成立，被处以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一年后他返回法国继续与军方斗争。1902年，左拉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有说他为军方所害）。
　　左拉身后，“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的价值论战仍未停歇。直到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1908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遗体移置先贤祠。法兰西以实际行动给了左拉和德雷福斯一个迟到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