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业余爱好者跋山涉水，穿行于北京西山之中，探寻古人行走的道路，发现了数以百公里计的古道遗存，其中有不少路段保存完好。将这些古道路线连接起来，竟形成了一套盘根错节、密如蛛网的古代京西交通道路体系，人们将其统称为京西古道，将其所蕴涵的文化称之为京西古道文化。这些古道是谁修的？古籍文献记载有限，但古道旁的石碑、刻字却揭示了不少秘密，或者说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者发现，参与修路者中，各界人士都有，而驱动力却大多集结在一点上：以修桥补路为善举。
　　龙泉镇三家店村内白衣观音庵和妙峰山镇水峪嘴村西牛角岭上，各有一通清同治十一年（1872）“修桥补路碑”，内容基本相同，记载的也是同一件事。碑文起首便道：“盖闻造桥梁以济人渡，修道路以便人行，务民之义，此善举之第一也！况西山一带仰赖乌金（煤）以资生理，而京师炊爨之用犹不可缺。道路忽而梗塞，各行生计攸关。”跟着讲：“兹因上年（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天雨连绵，夏秋之季涧水涨发，将……各处要路冲塌，沿途拦墙倒坏。客商叹息，难以往来；煤驮阻滞，不能运京；工程浩大，不敢擅举；由此首事人等会同众村公议，修补费资万数余吊，幸恃垫办诸公闻风而尚，不足两月厥工告成，往来通达，人人快意。若非办理秉公，安得众村随愿。于是填写骡驮布施，并募化煤厂铺户以及煤窑众善，鼎力辅助，共襄胜事。”很明显，这次道路大修，没有官府立项拨款，而是民间自发自愿的捐资献力行为；没有专业的施工队伍，而工程质量和效率之高却令人叹为观止。仅仅两个月时间，数十公里的大路便修通了。以山石、灰土筑成的桥梁，历经百余年依然坚固。这样的事例，在京西古道上，随处可见。
　　自古以来，修桥补路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具有社会性和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普遍地以修桥补路为善举，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平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集体行为。组织机构称“修道会”，负责募捐和组织施工，动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例如军沿（军响至沿河城）古道灵水段，每年维修时，当地村民出工出力，养羊或养猪户出羊出猪，供施工者食用，蔚为风气，约定俗成。
　　二是庙会组织。例如戒台寺“大悲圣会修桥路碑”和“修补道路圣会碑”，碑文所记都是庙会组织发起和组织修路之事。妙峰山的进香道也是由民间修道会会员进行维修的。
　　三是善男信女以修路为行善之行为。例如戒台寺后山极乐洞旁有一方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修路摩崖碑，记有：“重修道路，万古流芳；诸善人等，功德无量。信女：周门周氏、王大姑娘、梁门李氏、洛门唐氏”。岢罗坨村的“娼妓桥”，更是由“倾国妓女竞往逐焉，俗云赶秋坡”时出资修筑的。
　　四是僧人募化修路。例如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石佛岭修路摩崖碑记载，明安禅师“叩化四方，贵官长者大发慈悲，以工代赈，救民万生，则功德无量矣。”双石头村“官道碑”记载，一明和尚募银四两买地，修通了经松景庵至柏峪台的路。民国初，戒台寺方丈达文和尚向曹汝霖等达官显贵募捐，修缮卢潭、岢戒古道，以工代赈，救济当地因旱灾而出现的灾民。
　　五是个人修路行为。如斋堂镇桑峪村北山上有一段在山体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路，是该村张臣尹女士捐出300石小米雇请石匠完成的。
　　修桥补路，不仅需要资金和工匠，有时还涉及占地。例如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修补拓宽峰口庵东西道路时，有白道子村安稳、十字道村韩天培、天桥浮村马姓、啦啦湖村刘姓人家等捐出自己的地产。
　　近年来发现，有的老年人上山遛弯，手拿镰刀或小镐，边走边修路。由沿河城向阳口村上“盖不严”的山路，有几位大学毕业后出家的青年僧人，下山时修路，上山时背砖（用于修庙）。京煤集团大台煤矿退休老工人王振明，坚持每天自带工具上山修路多年，2011年被评为门头沟区“十大好人”之一，可见是得到了数万名投票者赞赏的。安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