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京郊农村的生产队大多是以种粮为主，一年收两茬，一茬小麦一茬玉米。到了三秋时节，是庄稼人最忙的日子。所谓三秋，即是秋收、秋种、秋管。秋收就是抢收玉米，秋管就是管理未成熟的白薯、谷子等旱地作物，秋种就是在刚收割后的玉米地里抢种冬小麦。三秋大忙主要是秋收和秋种工作。秋收一般在9月下旬开始，社员们先进入玉米地把成熟的老玉米掰下来扔成一堆，然后把玉米秸割倒捆好，把成捆的玉米秸抱到地头地脚。把玉米棒装进化肥袋扎好装马车运到场院。地里剩余的根部叫玉米柞，要用镐一个一个刨掉，然后也要捡到挎筐里，挎到地头不碍事的地方。玉米地腾干净后还要往地里撒农家肥，大约每亩3-5马车。（每车500-700公斤）如果天气较旱，墒情不好还要抽水漂地，漂过的地等一两天就可以翻耕了，刚开始是牛和牲口耕地。到后来手扶拖拉机也参与耕地。耕好地还要用犁耙耙平，然后开始播种小麦；牲口拉犁在前面走，把地豁开一道沟，一个人在后面撒种，垄宽1.5尺左右。一亩地大约用20-30斤麦种。撒完种后要及时耙平，用耙子把畦埂整出来。这才算完成秋种。
　　我家住在京西永定河畔的龙泉雾村。记得那一年是“文革”期间的一个三秋季节，我的年龄也就是20岁出头，早晨5点多钟就来到地头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我的活儿是和年长我十几岁的邓大叔一起在腾完的玉米地里犁地，为适时播种冬小麦做准备。记得当时村外一片朦胧，头上依稀还有点点星光在闪烁，我和大叔赶着马车来到地头，把马车支在一边，牵出两个牲口，套上犁铧开始翻地。我在前边牵着牲口，大叔在后边扶着犁把。犁刀翻开黑褐色的土地，劈波斩浪地向前走去。秋虫们的巢穴被翻开，那些蚂蚱、蟋蟀四散逃窜，又蹦又跳，好不热闹。当时，邓大叔手扶犁把，甩着响鞭，唱着样板戏，上身穿一件红秋衣，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地里转着圆圈儿。那种无忧无虑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晨雾渐渐散去，太阳冉冉从东方升起，周围慢慢明亮起来。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只见大叔不断地吆喝着牲口，可是两头牲口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离老远都能听见了。邓大叔只好让它们歇歇脚，毕竟牲口不是耕牛，耕牛拉犁慢悠悠总是一股劲儿，而牲口拉犁走得快，很快就累得浑身是汗，必须要经常停下来喘口气再拉。就这样走走歇歇，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人和牲口都已筋疲力尽，需要补充体力吃点儿东西。我给牲口割了一抱青草，邓大叔和我吃的是自家带来的窝窝头和老咸菜。下午，大叔把耙子套上开始耙地了，只见他成“大”子形站在耙面上，两只手各握一条缰绳掌握着方向在地里转圈儿、耙地，泛着波浪的土地在他身后变得平整、松软。有时遇上硬土疙瘩会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还有时牲口在响鞭的恐吓下，猛一使劲儿，会把他摔下耙来。这时就会让我也站在耙面上以增加重量，我站在抖动的耙面上看着泛着波浪的土地在我的身后变得平整松软，觉得很有成就感。有时，邓大叔猛得加一鞭，害得我一屁股跌在松软的土地上，留下一阵阵笑声。邓大叔跟我说，生产队规定犁地每天只犁四亩地，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早完可以早收工。我问为什么？大叔告诉我，犁地每天正常情况下只能犁那么多，多了就会混工。一切都掌握在他的犁把上，他把犁把偏一偏，就会留下一条土埂埋在地里，当时你看不到，后来那个地方的庄稼就会长不好。这时我才明白，队长为什么每次只给犁地的人指指地界就不管了。而犁地的人也不用你督促，不用你检查，到时就赶牲口去犁地了。地不但犁得松软、平整，而且不留地边，非常到位。
　　每年的农忙，都使我一步步长大，真正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认识到劳动的真正价值。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土地承包，村里的土地大都变成了果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耕地越来越少。这些年，我的家乡再也看不到以前人们大忙的景象了，到了农忙季节，农民不再忙碌，变得轻松了。社会发展使家乡的农民种地已不再是惟一的要务，有的外出打工、当保安、开出租、开公交；有的坚守家园成了园林工人；有的自主创业成了小老板。行业多了，日子也过得红火了。农民们曾经的梦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变成了现实。岁月匆匆,转眼间数十载过去了，许多记忆已渐渐淡忘。但秋收时的一些往事儿却萦绕于心怀，如梦似歌，牵动着我对逝去的青春岁月的怀念。